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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他者”文化是美国的特有文化,内容来自于美国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历史经历。“他者”文化崇尚战争解决方式,坚持非友即敌的认同标准,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冷战前后,美国介入国际冲突的行为选择就具有鲜明的“他者”文化的特点。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人们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他者”外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探讨了冷战后国际政治演变的新范式:“冷战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之间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1](P.35)这种新范式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变量,即从国家层面,从国家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就美国而言,文化认同是影响美国在介入国际冲突时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而“他者”文化则赋予了其外交政策上鲜明的美国特色。一、国家与文化在不同的文献中,文化的概念各有不同。在西欧等地,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大体一致。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文明被视为是文化的载体。纽约大学理查德吉·佩恩教授在《文化的冲突: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利益与实力》一书中对于文化的定义是:“文化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信念、认识、态度、生活模式、习俗及信号,即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生活方式。”[2](P.2)国家,根据佩恩教授的解释,“可以首先被视为是文化的认同,其次才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2](P.2)国家,包括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既受主流文化影响,也受其他次主流文化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既确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容,又直接确定该国对于国际问题如何反应。次主流文化则是代表一个整体文化中具有特殊性的部分。社会越复杂,文化的同质性就会越多地遭到削弱,国家受次主流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大。尽管汉斯·摩根索将国家利益定义为权力,但实现权力需要依赖外交政策中已形成的政治文化内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外交决策方面来看,首先是文化塑造了决策者的价值观,价值观再为政策的制定提供评判和导向。佩恩教授认为,“价值观、态度直接影响决策者对于他人的认知,传统、信仰以及社会习惯界定了要通过政治行动所达到的目标,以及政策变化的能力。”[2](P.4)亨廷顿的观点是:“文明的认同是人们用一种标准来看待、评判友好国家的行为,而用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其他国家的行为。”[3](P.36)不同的文明会形成了不同的认同标准,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二、“他者”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美国的文化决定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认同标准,即美国人的价值观,而主流价值观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又起到主导作用。美国的外交决策就深刻地受到“他者”文化的影响。由于“没有统一的民族性,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没有共同的历史积淀,而只有共同的反叛的经历,美国不得不自己发明那些欧洲通过继承就获得的东西:团结意识、全部的国家象征符号和强烈的政治情感”,并倾向于“就其对立面来界定国家的意义”。[4](P.13)对立面的存在对于凝聚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没有共同血缘的共同体的团结和统一非常重要。萨义德曾言:“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5](P.426)这一点在美国尤甚。从建国伊始,美国就是在与一个不受欢迎的“他者”的比较中构建其国家认同的,而“他者”则被界定为自由和共和制度的反对者。建国初期,殖民地人民谋求独立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担心英国在阴谋消灭殖民地人民享有的自由。[6](P.55-84)建国时期,美国人无法在文化上把自己同英国区别开来,因此不得不转而在政治上区别于英国,美国人心中的“他者”就是英国,代表着腐败、专制和贵族政治;美国则代表着自由、平等和共和主义。美国崛起之后,成为西方文明的领袖,而这一文明的挑战者———希特勒德国和后来的苏联则成为自由的敌人、美国人心目中的“他者”。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问题上,美国两党和公众舆论空前一致,其原因就在于苏联———美国人心中的邪恶帝国和自由的敌人的存在大大强化了美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共同的国家认同。冷战结束,“他者的丧失”曾一度让美国人的心灵遭受重创,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认同。作为自由的捍卫者,美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时美国社会普遍提出的一个问题,“没有了冷战,作为美国人的意义是什么?”[7]“9·11”事件的爆发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9·11”事件次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开篇不是称美国遭受了袭击,而是说“自由受到了恐怖主义分子的蓄意攻击”,而恐怖分子之所以选中美国也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机遇之灯是世界上最明亮、最耀眼的”,因此美国“将奋力向前,捍卫自由”。[8](P.98)非此即彼,非友即敌是美国认定“他者”的简单标准,这种认定标准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决策模式。美国史学家斯帕尼尔认为,美国的国民喜欢用截然相反的即非此即彼的方法看待问题。[9](P.301)这反映了美国民众价值观中对于事物的二元化认识:好与坏,友好与敌对,可靠与不可靠。美国民众“倾向于根据摩尼教明暗对立的世界观区别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并将其分类,即习惯于用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这种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模式来观察国际事务。”[10](P.135)不过,美国文化中的“他者”一般不会被描绘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对手,而常常是“自由”的敌人,是指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敌人。如美国不会将英国视为“他者”,但这并不表明英美之间不会发生矛盾。但是,当英国人与一个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冲突时,种族上、文化上的同源性会使美国明确地站在英国一边。[11](P.277)一般而言,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他们没有共同文化内容的国家。[1](P.167)因而,“民主和平论”总是在基于文化具有相似性,以及通过国际交往、军事同盟以及经济上相互联系而使得文化的相似性得到增强的国家间适用。理查德·哈斯认为,国家间关系通常应该以国内情况为先决条件。如果一国的情况正好与我们的偏好相对立,那么将会更直接地影响我们的利益。[12](P.67)冷战时期,前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就被认为向“美国的梦想与价值提出了挑战”。当然,对于“他者”非此即彼的认同标准有时也存在例外,即当国家间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战争,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也会形成同盟。[2](P.6)二战和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曾经的“联手”就是特例。应对“他者”时,克制与忍耐不受美国文化的推崇。在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与文化相异国家、团体的谈判被“他者”文化认为是虚弱、天真以及缺乏决断力的表现。[2]所以,美国经常会夸大自身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经常会促使其寻求以武力方式保卫其国家的安全。美国信仰绝对安全只能依赖战胜,而不是谈判,因而对于没有减轻的敌意产生的判断往往引发的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有时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打击,目的是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2](P.9)当战争行动取得了预期的结果,美国人就会更加肯定他们“武力方式”信念的有效性。三、“他者”文化的源起从历史角度来看,文化往往被理解为“集体记忆”。因此,考察美国文化认同中的“他者”需要从美国文化的源起与发展中去寻根。 1、美国神话。神话确立了美国个人、集体记忆的内容,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美国神话中在美洲构建的“上帝之城”就给美国决策者事先套上了一个“种族优越”的光圈,让美国人迷信美国与其他国家自始不同,在道德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美国独立革命前的宗教,以及美国战胜当时最为强大敌人的历史让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致认同“美国例外论”这一自我塑造的神话,两者只是在实力优势论和精神优势论方面存在不同意见。 2、美国的宗教。美国是宗教色彩极强的西方国家。亨廷顿认为,美国赋予了国家很多教会的属性和功能。托克维尔认为,新教精神与自由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于很难将它们区分开。前总统老布什曾经说过,“美国不可能产生不信仰上帝的总统”。宗教成为美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宗教认为北美的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黑人都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