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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便了历代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鉴于整个长城带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差异较大,生产和生活都需要与其他地区相互调剂和补充,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便成功地起到了这种作用。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吃面粉及其许多食用方法,殊不知,却是在古代经济文化交流中,从西域人那里传入长城带乃至全国的,从而丰富了各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的内容,增添了乐趣。饮茶习俗和茶叶制品传入牧区和其他地区以后,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一些地区和民族养成饮茶和尚茶习俗。在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中,茶叶自古就是中原与牧区交换的大宗商品之一,茶叶在长城带的大量行销,有益于各族居民的生活。又如,近代以前,铁锅是各地各民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但在分裂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不同政权之间的统治阶级关系紧张,严禁铁锅和铁器运入牧区,致使长城带某些牧区曾发生牧民没有铁锅用,“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1]。此事从反面说明了经济文化交流能够给各民族所带来的生产和生活的方便程度,从中也可以看出,如果缺少了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将是多么的窘迫。中原地区原来的起居习俗是“席地而坐”,西汉末,“胡床”(高坐凳、马扎子之类)传入中原后,引起中原习俗的一场革命。汉、魏迄唐,豪门贵族时兴坐塌床,宋代出现桌子、椅子、杌子等家具,直到元代才形成普遍凭桌坐椅的习俗,因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方便。其他事例俯拾皆是,不赘。

2.有利于各民族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有利于经济文化的积累经济文化交流自古就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经济文化发达和积累的催化剂,它与人类的发展与文明进步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是人类相互促成彼此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打破封闭落后状态、实现各民族开放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长城带各民族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同世界各地一样,也是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而且表现得尤为突出,仅举数例以证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本是进入中原之“夷狄”中的一支———鲜虞所建。鲜虞来到中原后飞速发展,从中山国都城(今河北省平山县)考古发掘的文物遗存中可以看出,它的某些文物遗存虽然还保留有一些游牧民族的特征,但其整体文化发展水平已经同中原基本一致,集中体现了鲜虞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众人皆知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统治阶级上层吸收游牧民族骑射文化,在中原进行激烈社会变革的一场运动,它的推行,引起了一场军事和政治革命,带动了赵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从而使北方小国赵国一跃而成为强国。又比如,清代“旅蒙商人”进入蒙古大草原深处进行大规模、广泛的经济贸易活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它一方面满足了更加广泛的牧民的经济文化需求,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广大牧区的经济结构和牧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牧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以往被他们丢弃的物品,换取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而且,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刺激并促使畜牧经济为进行必要交换而扩大再生产,使它的一部分产品开始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进而使一部分蒙古人从他们祖祖辈辈所从事的纯畜牧经济中分离出来,开始从事一些手工加工业、交通运输业,甚至有一部分人开始从事商品买卖活动。这种变化,对畜牧业民族来讲尤为重要,它表明,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终于使畜牧经济的社会基础开始发生变化,促使落后、封闭和相对保守的经济开始纳入与中原相对先进的经济逐渐“同步”运转的轨道,这无疑是整个蒙古大草原社会发展的一线曙光,无疑会对其经济文化发展和积累带来希望。另一事例是清朝完成国家统一后,由清政府和最高统治者、地方大吏直接发起和指挥管理的,对地处今天国境线内外的哈萨克诸部、准噶尔诸部、土尔扈特诸部以及新疆和青海、西藏等地区展开的空前规模的“茶马”、“丝绸”贸易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贸易的发展,其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更趋多样化,扩展到整个西北的陕、甘、宁、青等地区,形成一场涉及国内乃至国际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使整个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比如,屯田经济发展迅速;整个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手工业如“回布”、皮货、玉石雕刻等产品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带动了内地尤其是江南丝绸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总之,经济文化交流所引起的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发展与积累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

3.对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边防极为有利秦汉之际,中国已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那么,形成和维系统一的基本因素或主要条件是什么?我以为,基本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大一统思想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生存发展的思想基础,而中华文化传统则是其凝聚之内核;第二,基本制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生存发展的保障;第三,经济文化是联系各民族的强大纽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生存发展的根本基础。以上三点,此前在民族史学界的研究中都有涉及,尤以前两者较多。根据马列主义哲学观,大一统思想和基本制度,两者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们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基础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或许它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最主要的内在因素,有必要予以强调并加深研究。正因如此,人们很容易理解,经济文化交流,能够起到促进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缔造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边防等极为有利的重大作用。长城带的发展史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古代中国,长城带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极大。中原农业区早在周秦时期步入封建社会,较周边其他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得多,对他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影响极大,这是缔造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前提条件。如有的学者所说:“最先在汉族中产生、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封建地主经济,不仅是建立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成为维系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2]此论极是。历史过程中,长城带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经济文化上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交流、影响、依赖、推动和渗透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如《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所考察,自汉高祖与匈奴“定和亲”、“通关市”,开中央王朝与长城带各地各民族上层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之先河。其后,世代延续不断。如史书所总结:“互市之设,其怀柔羁縻之旨。爰自汉初,始见斯议,由是择走集之地,行关市之法,通彼货贿,敦其信义,历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术也。”[3]延至清,虽然由于中央王朝的盛衰更迭和统一国家的分合时有变化,关市、胡市、榷场等官方规定的贸易场所亦时开时停,“茶马互市”、“绢马贸易”、“贡”、“赐”等官方之间的贸易形式亦时盛时衰,但是,在两千多年间,这种官方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从未间断。我们并不否认,在经济文化交流中,官方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的“怀柔”、“羁縻”等政治目的,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种经济文化往来所达到的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向中央政府输诚的有效性。加之民间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必然加深各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客观上对缔造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有利的。例一,汉代的龟兹王降宾,娶赴汉途中路过龟兹的乌孙公主为妻,二人同为中原文化的崇拜者,多次偕同到长安,学汉制,并常来常往,成为汉朝的常客。降宾极其推崇中原文化制度,“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击钟鼓如汉家仪”。[4]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吸引力。例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一波又一波的少数民族内迁,充分体现了中原对他们的吸引力。而许多少数民族人物在中原建立政权,追溯民族起源时都号称是华夏之后,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例三,宋代曾雄踞西北的西夏王李继迁,在临死前“嘱其子德明必归宋,曰‘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5]周边民族心向中原思想意识的加深、固化,深刻体现了经济文化交流在民族关系中的纽带作用,也即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的基础和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