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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解析利玛窦天主教的理论及其影响》的文化交流论文免费下载：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西方的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西学顺利进入中国和中国士大夫最终接纳西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

关键词: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泛海八万里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们为基督征服中国的“精神远征”。然而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中华帝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即在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们把西方近代的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及音乐、绘画等艺术相继介绍到了中国;而中国的伦理、哲学、治国术、历史、医药、音乐、美术诸领域的知识也通过他们传到了欧洲,在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分别激发出了“西学热”和“中国热”,成功地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中欧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而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

一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为核心内容的西学在中国顺利传播,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一方面,由于王学对明万历中期以后日渐严重的社会危机束手无策,部分士大夫纷纷起来痛斥王学空疏之弊,转而探求新的可以正人心、挽颓俗的方法,这为天主教的传入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使天主教能够在华顺利传播而采取了天主教儒学化的适应策略,使中西文化得以相对的调和,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传播成为可能。最早叩击中华帝国大门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期间,发现与其辩论的日本人常以“汝教如独为真教,缘何中国不知有之?”作答①,这使他产生了传教中国的意愿,沙勿略曾记述道:“中国乃一可以广事传播耶稣基督教理之国。若将基督教理输入其地,将为破坏日本诸教派之一大根据点。”②而当时沙勿略所获得的中国的信息也让他对传教中国充满信心,他指出:“留居其国之葡萄牙人谓其为正义国家,优于全基督教界诸国。我在日本及他处所见之华人,皆聪明而多智巧,远为日本人所不及,且为习于劳苦之人也。”③1552年8月,满怀希望的沙勿略登上了距广东海岸仅30海里的上川岛,谋求实现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计划。但是,明政府的禁令使当地的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都不敢冒险带他进入中国。在多种努力都付诸东流以后,沙勿略于1552年12月2日至3日晨之间抱憾病逝于上川岛上。沙勿略病逝后的短短30余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2位耶稣会士、22位方济各会士、2位奥斯汀会士和1位多明我会士试图叩开中华帝国的大门,实现他们传教中国的美梦,但无一例外地在明帝国沉重的国门前被迫止步不前,一筹莫展。失望之余,有人甚至断言争取中国人信教“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变成白种一样”④,是白费时间的。然而,一度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1582年,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终于进入中国,并于次年获准在肇庆居住,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序幕。1582年8月,利玛窦受上级指派,从印度果阿抵达澳门,协助罗明坚执行由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制定的新的入华传教计划,即所谓“范礼安计划”,为入华传教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在进入中国的努力屡屡受到挫折后,范礼安在澳门进行了近10个月的考察,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的形势,结果重燃了他入华传教的热情,他认为“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看来还有希望的是,这个民族有一天会乐于接受基督教的,假使他们看到对于他们的政治体系,基督教可以作为一种帮助而非一种损害的话。”⑤同时,范礼安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国具有高度发达的本土文化,采用传统的海外传教的方法很难在中国获得成功,因此他提出“对于入中国传教惟一的道路是要绝对避免以前往别国去的传教士所遵照的道路。”⑥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传教士的中国化,传教士必须首先学会中国话,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然后才能设法进入中国传教。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范礼安先后将罗明坚和利玛窦从印度调到澳门学习中文,为入华传教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以学习中国文化为由,获准在广东肇庆留居,迈出了入华传教的第一步。初入中国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恪守着中国化的策略,竭力缩小自己与中国人之间的差距,他们学说中国话、穿中国人的衣服、取中国化的姓名、遵从中国的风俗习惯。尽管念念不忘肩负的传教使命,但由于他们发现“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确实,宣传一种新宗教特别使他们反感,因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早已知道,在传布新宗教的借口之下,纠聚起一批反叛祸国的阴谋分子曾经造成了内乱和骚动”①,因此采取了徐图缓进的策略,在初期的某些阶段甚至不传教,只是广交友、多叩头,“神父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地接待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②。在当地官员的许可下,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所欧式教堂———仙花寺,教堂内陈列着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西洋镜、自鸣钟、日晷、三棱镜、意大利的花边织物、油画圣母像及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等器物。这些展品中,有不少能代表当时欧洲文明的“西洋奇器”,因此吸引了大量的达官贵人访问仙花寺,尤其是《山海舆地全图》,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并使之大开眼界。传教士的先驱者,以友善的姿态,用“西洋奇器”扣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精神门户,迈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步子。

二

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国国土以后,全面推行天主教儒学化理论与策略,很快地融入于士大夫阶层。1589年,传教士们从肇庆迁居韶州。此时,罗明坚已经回到了欧洲,利玛窦承担起了在华传教的重任。多年在华传教的经历使利玛窦认识到在中国,儒士才是受到普遍尊崇的阶层,儒学才是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因此在1592年,利玛窦作出了一个改变明代天主教在华传播命运的决定:蓄发留须,改穿儒服,即传教士的形象从“番僧”向“西儒”转化。他在给范礼安的信中提出,“如果他们留胡子并蓄长发,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神父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③在装束儒士化的同时,利玛窦开始更仔细地研究儒家学说,着手于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刻印了他的名著《天主实义》,此书很快风行全国,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明代天主教的在华传播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部书中,利玛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天主教儒学化的理论,努力在天主教与儒学之间建立某种接合点。试图使天主教能够借助中国文化的传统顺利地在中国传布。《天主实义》中首先试图证明天主教在中国古已有之,是一种与早期儒学,或称原始儒学同宗的学说。“吾国天主即经言上帝”、“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④为了论证这一点,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大量引用古经籍上关于上帝的词句,诸如“《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竟武王,无竟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