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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内心的爱。”[1](P260)奥坎波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参透了这种秘密，因而向她在信中一直称为“师尊”（Gurudev）的泰戈尔恭敬地表达一种纯粹的精神恋爱，或者说，奥坎波是以世俗情爱语言表达精神恋爱语言。奥坎波的传记作者E.萨尔蒙所说的话也可以证明，她对泰戈尔的爱不是世俗的男女之爱，而是一种超越之爱，一种近似于奥义书时代的师徒之爱。萨尔蒙说：“我最欣赏奥坎波的地方是，她对精神真理有着深深的渴求和本能的反应。她对泰戈尔的爱有力地证明，她的心如何向神灵敞开，神会给她指路，这条路使人超越黑暗世界而到达光明世界。泰戈尔帮助奥坎波体验了欢乐，这本质上是灵魂的欢喜，它不能由思想来描述或理解，因为这种欢乐本身就是体验亲证。”[1](P266)1925年1月3日，当泰戈尔离开阿根廷时，奥坎波一夜未眠，挥笔写诗。她在临别时塞给泰戈尔一首诗和一封信，大抵是让其在船上阅读。诗中写道“：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是我感到距离最远的人；/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并不知道他与我如此临近；/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却并不懂得我这样的人；/……/我的心是如此沉重啊，此等重量我又怎能载承？/我心烦意乱。拔出那误会之刺吧，做我的友人！”[1](P380-381)从这首诗来看，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确是充满了柔情。但如果联系前的分析，我们会有新的结论。距离最近的人却是距离最远的人，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这发生在泰戈尔和奥坎波之间，的确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拔出那深入心灵的“误会之刺”，做一个普通而又超俗的友人，这应该是奥坎波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到底，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爱有些接近于《吉檀迦利》中那种神人不分、却又超凡脱俗的恋爱境界。但如此一来，泰戈尔对奥坎波的深情便少了许多精神恋爱的成分，因为它混合了世俗之恋的色彩。写出空灵境界的泰戈尔，本来应该是超凡脱俗的神灵象征，但却在对奥坎波矢志不移的绝望之爱中体现出人性或世俗的一面。这和奥坎波对他的爱形成反差。事实上，这更体现出泰戈尔作为现代诗人的真实一面。

三、语言障碍与思想分歧当泰戈尔1924年11月到达阿根廷时，他本想继续前进，探访秘鲁和墨西哥，增进印度和南美大陆的文化理解，但却因为生病等因素，未能完成这一心愿。但是，他同奥坎波的这段跨文化尘缘还是令他欣慰的。不过，这种欣慰的背后潜藏着很多遗憾。其中，阻碍他们深入交流的语言障碍是一大因素。在阿根廷期间，奥坎波和泰戈尔只能用英语交流。这当然不如他们以各自最擅长的语言进行对话更为方便。在奥坎波看来，泰戈尔最好懂得她擅长的法语，而泰戈尔则希望奥坎波能学点孟加拉语，直接阅读他的孟加拉语诗歌。泰戈尔离开阿根廷后致奥坎波的信中写道“：不幸的是，语言障碍限制了我们轻松自如地够通思想，因为你对我正好熟悉的唯一一门欧洲语言（英语）从未完全适应……我深感遗憾，我没能完全熟悉你的性格，这种困难由于你的文学性格而增大。”[4](P316)泰戈尔给奥坎波的越洋信，几乎都在信封上把她的姓名写错。直到1936年，泰戈尔才把奥坎波的姓名写对。

泰戈尔离开阿根廷后，奥坎波在写给他的信中说“：纪德的翻译的确很棒，充满灵感。这是我真心推崇的唯一译本。法译《吉檀迦利》第二首非常美妙。我很难想象，还有哪种语言能译得这么好……不过，自然，我这样说是错误的，我必须学点孟加拉语。”[1](P399)但直到泰戈尔逝世，奥坎波仍只记得一个孟加拉语词汇：Bhalobasa（爱）。它是泰戈尔在阿根廷时教给她的。后来，她在1961年为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撰文时，以她唯一掌握的这个印度词结尾，作为对泰戈尔的历史回应。她写道“：泰戈尔在逗留桑伊斯德罗期间，教给我一些孟加拉语词汇。我只记得一个词，我将一直不断地用它对印度说：Bhalobasa。”[2](P47)因此，黛森认为，只有我们当中更多的人自觉学习更多的外语，才能搭建坚固耐久的文化之桥。这种文化桥梁可以消解抵抗那些分裂人性或强加自己世界观于他人的政客阴谋，这些政客的世界观也与语言相关。黛森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还我们欠着泰戈尔、奥坎波和埃赫姆斯特这类智士的债。他们被高尚的梦想所激发，愿以友谊的纽带把不同民族和个人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必须的梦想，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除非我们心中有梦，否则怎使美梦成真？”[1](P354)语言因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泰戈尔与奥坎波的深度对话。但是，深入考察奥坎波和泰戈尔的历史交往，我们还会发现更为复杂的一些因素，它们在两人的跨文化对话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这便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这种涉及东西文化和女性角色的分歧导致了两人心灵对话的不完美。1930年，泰戈尔再次见到奥坎波时，曾经邀请她陪同自己去剑桥大学进行讲学，然后再陪她返回印度。

奥坎波因陪同一位朋友奔赴美国，便拒绝了他的提议。泰戈尔非常想念奥坎波，一再表达想在印度见到她的愿望。但他的愿望至死也没有实现。1939年2月23日，奥坎波在信中告诉泰戈尔，如果年底欧洲不爆发战争的话，她就到印度去。但当年9月爆发了二战，使得奥坎波无法兑现诺言。1941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从此，奥坎波再无机会践诺。1942年3月24日，她在写给泰戈尔儿子的回信中说“：我是多么懊悔啊，在师尊在世时未能去印度！我们一直都在想，在完成什么事情以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我非常地爱他。”[1](P465)泰戈尔的遗憾和奥坎波的懊悔，表面来看，是两地遥远和二战爆发等客观因素使然，其实，除了两人错位的情感纠葛外，更主要的还是两人在文化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这是又一根深入灵魂深处的“误会之刺”。这或许是奥坎波在泰戈尔有生之年一直未去印度看望他的主要原因。奥坎波自己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在泰戈尔的时代，曾经有两位英国女子崇拜印度智者，来到印度并终其一生。她们就是追随宗教哲学家辩喜的圣女妮韦迪塔和追随圣雄甘地的米娜贝亨。深深爱着奥坎波的泰戈尔希望奥坎波甘心牺牲自己的舒适生活，也来印度追随自己，为印度服务。但是，奥坎波却不愿这么做。她借用印度的“正法”概念陈述己见。她声称自己的“正法”不允许随意效仿别人，这其实也暗示了她受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奥坎波的女权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启发。

她很崇拜伍尔夫并与之通信，论述她的思想，还发表自己翻译的伍尔夫作品。不过，她与伍尔夫的关系是单向的。伍尔夫并不真正了解南美或奥坎波的精神旨趣。”[1](P42)女权主义思想使奥坎波坚信，必须拥有自己的“正法”亦即女性的独立人格。当然，换个角度看问题，奥坎波终其一生未去印度，对于她本人或对于印度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而言，均是一种消极的因素。泰戈尔逝世后，她还可以有机会去印度的，但她始终未去。例如，她推辞了阿根廷驻印度大使的职位。这的确是一件憾事。光从书本上了解印度，肯定不如实地采风更加实惠。不能了解真正的异邦文明，就不能解决许多跨文化命题。因此，奥坎波心目中的印度文明仍然是神秘的宗教世界，或是泰戈尔笔下的神灵世界。其结果是，奥坎波对五彩斑斓的印度文化魅力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诸多因素限制了泰戈尔与奥坎波的心灵对话，但他们还是对彼此的创作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与奥坎波的跨国情谊丰富了泰戈尔的创作内容，对其诗歌、小说和绘画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坎波崇尚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想也使泰戈尔受益匪浅，使其女性观产生了积极的变化。黛森认为“：与奥坎波这样的女性进行接触，除了激发泰戈尔的创作潜力外，还有助于他矫正对女权主义某些思想的反感，此前，他认为女权主义思想太过强悍。”[1](P310)就奥坎波而言，泰戈尔的作品不仅是她年轻时陷入精神危机时的解渴甘露，还是她认识东方文学与文化的最好途径。奥坎波还从财力上力所能及地支持泰戈尔在印度创办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排斥情感、崇尚理性的反感，对奥坎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奥坎波曾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法国当代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Robbe Grillet）的唯形式论思想的反感，强调文学必须表现情感内容，而非一味创造形式。[1](P330)勿容置疑，他们之间的文学和思想互动，成为印度现代文学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的重要一章。

 

摘要：泰戈尔与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历史交往是印度和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并对各自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忘年情谊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