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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借以反清斗争的一支重要武装，历次武装起义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策划会党发动的。直到历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才把注意力转向新军和新兴知识分子。新军和新兴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出现的一武一文两支新的社会力量，它们的出现加速了革命进程，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而首先提出把注意力转向这两支力量，使之凝聚成一种合力，去冲击旧势力的则为吴禄贞。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吴禄贞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痛感依赖清廷官吏的危险性和会党的散漫不足恃，认为：今后想要革命成功，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而应当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以新军为依靠力量，设法启发士兵爱国之情，摆脱忠君思想的影响，把他们引上反对清政府的道路。1903 年吴禄贞主持花园山聚谈时，经常与同学磋商，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方针：“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正式提出“运动新军”的战略方针，得到众多革命者的一致认同，他们深知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于是，多次利用湖北新军募兵的机会，介绍同乡同学、尤其是有思想有文化的同志投军。文化类毕业论文吴禄贞更身体力行，1902 －回到湖北，就利用自己任军事要职的便利条件，大力做争取士兵的工作。一方面他积极动员身边的青年志士分头物色，深入宣传，使他们认识到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一方面更利用他当时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为知识分子入营当兵，广开门路。由吴禄贞下一纸条介绍入伍者，没有谁不应允的。当时，由吴禄贞介绍入伍的有二、三十人，且大半为秀才。于是秀才当兵，成为风气。一些初具革命思想的，入营后，多数成了新军中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和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如后来发起组织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刘静庵，便是由吴禄贞推荐他到黎元洪马队当司书的。此外，由吴禄贞介绍入新军的还有朱元成、熊十力、张难先、胡瑛等人，他们都成为党人运动新军的先驱。在吴禄贞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下，“秀才当兵”成为湖北新军的一大特色。湖北新军之所以能发动“首义”和取得成功即得益于此，而号召和发动秀才当兵，改变和提高新军素质，使之能成为革命先锋和主力，则是吴禄贞当时由日回国后，才首见及此和首开风气的。可见，吴禄贞不仅创造性地制订了“运动新军”的战略方针，并且把它付诸实践，造成了新军队伍的知识化、革命化，为湖北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同时，其对后继者及革命团体制订策略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湖北革命党人闯出了一条新路。1904 年春，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人在谈及革命方略，都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经与会者反复研究磋商，皆同意遵循花园山聚谈时确定的方针，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1904 年，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更把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作为重点工作内容，持续进行帮助学生从军的工作。其后的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和文学社均无一例外地遵循“运动军队”的方针，长期在新军中扎扎实实地做士兵工作。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到 1911 年秋天，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其他有些省的党人也致力于发动新军，但象湖北党人这种强有力地掌握了新军各级组织，使之能及时转变为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则是绝无仅有的。这不可不谓是吴禄贞“运动新军”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成效。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吴禄贞“运动新军”的战略方针对孙中山的思想亦产生过重大影响。1904 年冬，花园山机关成员中的朱和中、贺之才等在比利时会晤孙中山，商讨革命，论及革命方略，朱和中等提出亟须“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孙先生却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终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朱和中等人详细地向孙先生转告了吴禄贞在湖北运动军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以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为鉴，认为“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果成功，反为所制”，“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孙中山深以为然，到第三日，决定会党与新军“双方并进”，朱和中等人经过三日三夜与孙中山的反复争论，终于说服了孙先生按照吴禄贞的经验把革命力量从会党转移到留学生和新军方面，从而做出了会党与新军同时并进及在留学界发展革命势力的决定。这一决定扭转了以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只注意会党力量而忽视做新军工作的局面，扩大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加速了革命进程。武昌首义由新军士兵“一发即举大事，而清祚以终。”这样，学生不但巩固了语法知识，又培养了思维能力及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并且提高了道德素养。只要我们坚持这种教学观，就不难设计出优秀的教学方案，让学生在各个方面的训练得以艺术的结合，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