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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而这三种冲突都与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都可以说是文化的冲突。第一种冲突: 文学与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从上述论争可以看到, 当时的英国社会上层和文学界主流将文学看成是可以直接影响道德、社会风俗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产品, 因而才会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发起攻击, 另一方面诉诸政治和法律。应该承认, 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美的艺术品, 而是有重要道德和意识形态内涵的。可以说文学作品自产生之日起就没有脱离过意识形态, 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曾指出诗歌激发人们情欲中卑劣的成分, 亚里士多德则提出戏剧对人的情感有净化作用。罗马时代的贺拉斯继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念, 强调文学的寓教于乐作用。17 世纪时, 法国理论家布瓦洛在其名著《论诗艺》里又再次指出: “那些危险的作者我不能敬重, 他们做诗时成为荣誉的可耻逃兵, 在犯罪的纸张上背叛美德, 向读者的眼睛提供讨人喜欢的荒淫。”[ 4 ]33文学是一种艺术, 但它同时是一种文化载体。由于文学是利用话语再现形象的艺术, 因此它所承载的文化内容能够被直接认知, 又由于它是一种大众能够接触的艺术, 所以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影响就非常广泛。此外, 文化实际上是有意识形态偏向的, 因而文学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并且具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19世纪后期的英国上流社会才将自然主义小说的广泛传播看成巨大的危险, 因为他们担心自然主义小说中的平民意识甚至社会主义思想会影响社会稳定。然而从另一方面看, 美丑和善恶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 文学作为美的艺术品不同于道德训诫。美丑属于审美的范畴(主要与感觉相关) , 而善恶则属于伦理的范畴(与理性相关) 。与这两对概念经常相联系的真假则属于认识的范畴。 “真、善、美”从来就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和判断, 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尽管在美学史和艺术史上不乏有人将美与善相提并论或者提出美就是真, 但却难以在逻辑上证实美与善或真同一。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特别讨论了美与善的不同。他说: “去发现某一对象的善, 我必须时时知道, 这个对象是怎样一个东西, 这就是说, 从它获得一个概念。去发现它的美, 我就不需要这样做。”[ 5 ]43他还提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 5 ]48。不过康德也特别指出美分为“纯粹的美、自由的美”和 “依存的美”, 除了花卉、自由的图案画和无意识地交织在一起的线条外, 其他的美都差不多属于依存美。依存美的特点是要以对象是什么的概念和对象的完善为前提, 显然, 文学应该属于依存美之列。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学说中得到两个启示: 首先, 文学艺术的美与道德上的善是不同的; 其次, 文艺的美有别于纯粹美, 而且由于文学与概念有关, 因此它与善也就有一定的联系, 也就是说它不能与道德无关。既然文学与道德和意识形态有这样复杂多样的关系, 在处理文学与道德和意识形态关系时就需要特别慎重。英国上流社会对待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的传播所采取的态度显然过度政治化, 也就是说将文学看成是能够直接产生政治或道德作用的工具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如此将文学某方面的文化功能过度夸大, 甚而上升到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其实很不可取, 在今天看来甚至是相当可笑的。第二种冲突: 主流文化( dominant culture) 与普罗文化(p lebeian culture) 的冲突。马克思曾经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6 ] 。他的这一论断成为今天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应该承认, 19世纪后期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传播中所遭遇的抵制充分体现了统治阶级对文化的控制和主导作用。统治阶级的文化其实就是主流文化, 虽然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在工人和下层社会大众中很受欢迎, 但它却始终没有进入英国的文学主流。从英国上层社会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指责可以看出, 主流文学风格与受大众喜爱的自然主义风格是完全对立的。然而由于话语权掌握在上流社会的手里, 最终自然主义受到排斥。我们还可以看到, 自然主义文学在英国传播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其他一些文人在攻击自然主义文学时站在了前列。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其实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代表性地体现了保守知识分子的态度。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场和文学场理论, 保守知识分子代表权力场对文学场的渗透。这些人通常来自权力场中的统治地位, 也就是属于统治阶级一边。为了取得文化场或文学场的重要位置, 他们必须采用两种策略: 一方面他们要表现得像知识分子, 即不能过于保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就必须用辩论的方式来表明观点。由于他们本身是属于知识界的, 因此比较容易取得知识界的信任。另一方面, 他们要从理论上打败先锋的观点或方法, 让已经开始转变观念的公众意识到先锋派没什么了不起。保守派之所以以先锋派为敌, 是因为先锋派总是具有反叛性质, 是传统的敌人, 而保守派则是依赖传统、也就是依赖主流文化而生存的。实际上在争取独立自主的新派艺术家与坚持传统的旧派艺术家之间长期存在激烈的斗争, 这是一种占位(即在文学场中占据有利位置) 的斗争。这种占位的斗争在文学场不断进行, 每一场斗争完成, 就标志着一个艺术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自然主义流派以及它的拥护者在英国文学界为传播自然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也是为占位而进行的斗争, 斗争的目标是要把新的配置引入文学场。布迪厄说: “当统治者与文化生产者(特别是‘纯’艺术家) 对照起来反思自己时, 他们就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与自然、本性、生活、行动、男子气概, 还有良知、秩序和理性(与文化、智慧、思想和女性特征相对) 站在一边的。”[ 7 ]细读布迪厄的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反对自然主义的批评家要称自然主义文学“女性化”、“无政府主义”了。在英国的这场斗争是以新型文学(自然主义) 的失败而告终的, 这显然不利于文学和文化的发展。第三种冲突: 本土文化( native culture) 与外来文化( foreign culture) 的冲突。19 世纪后期虽然还没有今天的“全球化”概念, 但当时欧洲文化发展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欧洲各强国的文化已在迅速和全面地互相传播和影响, 而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相互抵制也有相互融合。某种外来文化究竟是被吸收还是被排斥, 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 某种外来文化能否被本土吸收融合, 要看本土是否已有接纳这种外来文化的条件和气候, 如果没有合适的条件和气候, 它就会遭到拒斥或反对。自然主义文学在德、英两国不同的遭遇就能很好说明这个道理: 由于德国的文化条件和气候适合自然主义文学的生长, 因此自然主义在德国取得很大发展; 相反它在英国却引起了文化震惊( culture shock) 。第二, 要看本国主流文化代表的态度如何。主流文化的代表一般是保守的, 代表统治阶级, 但在民族文化发展面临危机的转折关头, 一些有见识的主流文化代表能够移植合适的外来文化以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如18世纪后期德国的歌德就是在借鉴英国和法国文学文化的基础上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具有狂飙突进精神的作品, 最终推动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发展从而使德国文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三, 权力场的干预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文学场或文化场与权力场的作用是互相影响的, 实际上文化场的话语最终由权力场决定。什么话语能够被说, 什么话语不能被说; 什么文化或文学能够被接受, 什么文化或者文学不能被接受, 往往由权力场决定, 特别是在权力场加强控制的时期。这也是自然主义没有进入英国主流文化的最重要原因。通过对19世纪后期这一段文学公案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 在处理文学与道德及意识形态关系的时候, 我们既不能否认二者的联系, 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文学作品虽然有意识形态内容, 但它本身并非意识形态。正如法国批评家阿尔都塞曾经指出的: 文学不是 (不等于) 意识形态, 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常常是不在场的和潜在的。他所提倡的“症候式阅读”说明, 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会直白地表明道德或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理念, 而对文学作品意识形态的表面理解往往是不正确的。文学作品具有多种功能, 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实现何种功能, 其效果都是潜移默化和缓慢的, 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