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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包法利夫人》的叙事策略及其隐含的意义。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第一个语词“我们”的分析,本文指出,“我们”既指代小说中的叙述者,又指代小说的读者。它带来了文本特殊的叙事效果,即叙述主体始终是隐匿的,可感而不可见;而接受主体读者最终也处于困惑之中,难以把握文本的意义。本文认为,这样的叙述策略表现了福楼拜面对生存虚无的一种选择:游戏。这是作家超越现实、诗化现实的方式。

Title: Flaubert’s Game: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Madame Bovary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Flaubert’s narrative strategy in his Madame Bovaryand its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e,” the opening word of this novel,the present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word, denoting both the narrator and the reader of the novel, produces a special narrative effect: in the fictional world, the narrator is always perceptible but invisible, which results in uncertainty in the textual meaning and thus perplexes the reader. Furthermore, this narrative strategy also uncovers Flaubert’s playful attitude towards the existential nihil, and thus helps the writer transcend and poeticize reality.
Key words: 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narrative strategygame

一、“我们正在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正在睡觉的学生惊醒,个个起立,像是用功被打断了的样子”(福楼拜3)。 ①这是小说《包法利夫人》篇首的段落。这个仅有两句话所组成的段落,却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兴趣的焦点就在整部小说的第一个词——“我们”。 ②
“我们”是谁?表面上看,“我们”就是那些坐在教室里看着查理•包法利这个新生的学生们。而随后几段叙述中出现的“我们”,都进一步印证了这样的判断。比如,“校长做手势叫我们坐下……(3)”;“我们平时有一个习惯,一进教室……”(3);“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当时的情形”(8)对这几段叙述而言,“我们”应该是查理•包法利的同学们。而且,“我们”似乎具有双重身份:叙述人和人物。
就“我们”作为叙述人而言,一般来说,第一人称叙事的重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真实感,它能给人一种仿佛是真实生活的写照而不是虚构故事的幻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复数形式存在的叙述主体,却令人怀疑其可信度。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叙述人的只能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匿名的、特殊的个体,而不可能是一个群体。比如“像是用功被打断了的样子”这句带有主观判断色彩的描述显然不可能是由“我们”共同做出的。事实上,“我们”只是叙述主体的一个“替身”,是叙述主体使用的一种“障眼法”。换言之,如果把“我们”视为那些“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们”,那么“我们”只是叙述主体的代言人,同样也是被文本中这个隐匿的叙事主体注视和叙述的客体对象而已。文本的叙述主体与“我们”之间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
的确,小说从第二句“正在睡觉的学生惊醒,个个起立,像是用功被打断了的样子”开始,就已经转换成人物世界之外的第三人称的叙事。而且,在小说最初的几段叙述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不断与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发生着交替,甚至在很多叙述中,难以辨别究竟是谁在叙述?比如下面这段话:“新生站在门后墙脚,大家几乎看不见他。他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光景,个子比我们哪一个人都高。他的神情又懂事又很窘”(3)。这里的叙述主体好像是教室中的某个学生,又好像不完全是。这个“非人格化”的,使用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如同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幽灵,灵活地周游于叙述对象之间,拥有比第一人称更自由、更广阔的叙述空间。通览整个文本,可以说,在爱玛真正成为小说的主人公之前,一度隐匿在“我们”之中的这个叙述主体,更多地是以一种超然的形式存在:并不化身于具体实在的某个人物形象,而是一种视点和眼光。这虽然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的一种叙事模式。但是,福楼拜有意克制了第三人称叙事主体的主观态度,与叙述客体之间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使得《包法利夫人》中的叙事主体始终是可感而不可见的。
更有趣的是,除了上文提到的这屈指可数的几处叙述之外,作为作品人物而存在的“我们”——查理•包法利的同学们,在文本中也很快销声匿迹了。 ③这样的“来去无踪”令人颇感意外。看来,把“我们”视为文本中的人物,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当然,联系到福楼拜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悲观色彩的人生观,“我们”未尝不是作家的一个隐喻:或许,作为整体的“我们”只是一个虚假的想象而已,并不是一个稳固和确定的存在;或许,“我们”已经“化整为零”,改头换面成了作品中的赖昂、郝麦、罗道耳弗等等芸芸众生。但是,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
在阅读《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最先跃入读者眼帘的这个“我们”,还是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词语。在叙事的起点,它就对读者发出了召唤,将读者一下子带入故事发生的“现场”。读者们会被“我们”这个复数形式的词语所“迷惑”,产生一种被动的认同感,情不自禁地投身于小说的叙事之流。无形之中,“我们”也成为了小说读者的指代符号。当作为“查理•包法利同学们”的“我们”销声匿迹以后,作为读者意义上的“我们”依然存在。事实上,这个在文本中昙花一现的“我们”就是福楼拜向读者发出的一次“邀约”:他赋予了读者参与阅读的权力;并提醒读者,在阅读中,要细心体察,反复揣摩,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要有自我的反思意识。在此意义上,读者是文本世界的观察者,同时也是建构者。
在爱玛开始婚姻生活之前,福楼拜主要是以第三人称叙述人的眼光对查理和爱玛的成长、教育、家庭、职业和婚姻等情况做了概述,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共享了叙事主体的全知视野。此时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人的叙述,起到了典型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叙述人的作用。它讲述事实,评论人物,提出观点,规范作品的价值取向,这使得文本的读者同时也具备了对人物命运、故事发展等内容较为确定的心理预期。于是,读者先于爱玛掌握了查理的过去和现在、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同样,在爱玛出场后的叙述中,读者也在查理之前,知晓了爱玛的理想和渴望。可以说,作品之外的读者对作品之内的查理和爱玛的了解,远远比他们自己对自己了解地更多,因此读者也能更准确地预见他们之间存在的鸿沟。作家如此的安排,使读者在“先知先觉”中增强了自信,强化了“居高临下”的超然态度。《包法利夫人》的读者不再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那些被动的接受者。相反,对他们而言,作品、人物似乎没有“秘密”可言。而且,“真实的情况是,每一个真正的小说迷都有这种欣悦的想法,即认为他自己——在沉迷小说之际——已经变成作家的秘密朋友了”。 ④ 在此,《包法利夫人》的读者似乎真正成为接受的主体,他们能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视野和叙事主体的一样,同样是独立自主、无处不在,这就促成了读者、人物、叙事主体三者间对话的可能。
“我们”究竟是谁?是文本中的人物,是叙事主体的“替身”,还是文本的读者?或者是兼而有之物?这个表面上看来清澈透明的“我们”,就好像一个纠缠不清的谜团。难道这是一贯追求艺术形式尽善尽美的福楼拜,在叙事上出现的一次疏忽吗?答案显然不是。本文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奥秘就隐藏在这个“我们”之中。“我们”暗示的不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