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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已作出的定义。1980 年, 葛传规木老先生在他的《漫谈由汉译英》中说道:“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 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 当然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不过, 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 不论在旧中国还是新中国, 讲英语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要表达。”例如,“四书”(Fou rBook s)、“五经”(F ive Classics)、“八股文”(eigh t2legged essay) 等。“所有这些英译都不是或, 而是。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词, 一时不懂, 但一经解释, 不难懂得。”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 我们可以得出葛老对中国英语的界定: (1) 中国英语是英语, 且客观存在; (2) 中国英语是指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英语词汇; (3) 在交际成效方面, 中国英语会导致一时的迷惑, 但“一经解释, 不难懂得”; (4) 中国英语的表达方式仍然是“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虽然, 葛传规木老先生只是就翻译谈词汇, 顺便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 并未继续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但却迈开了我国对中国英语系统研究的第一步。

此后经过了相当平静的10 年。1990 年, 汪榕培的《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下称汪文) 正式在学术界, 准确地说是, 在语言学界、英语教育界和翻译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 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三点论”)。紧接着, 汪阐述了“三点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定义的第一部分是前提条件, 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英语是中国英语, 正如美国人在美国本土上使用的英语是美国英语一样。”“定义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互为补充的”。在看了汪的定义和解释之后, 我们不禁对其产生疑问: 中国英语与美国英语一样? 完全一样吗? 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以外使用的就不是中国英语吗?

1993 年, 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 李文中在汪文的基础上, 把“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英语”分成中国英语(Ch ina English) 和中国式英语(Ch iglish)。李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表达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特有事物, 不受母语干扰, 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 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中国式英语则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 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 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李的说法, 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英语为何物, 这一问题的关注。所谓“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别真的如李所说的那样么? 一年后, 苗地发表了《对“中式英语”不应责难过激》。在文章的第一部分, 苗地写道“凡打有汉语和中国民族文化烙印的英语统统姑且称作‘中式英语’。它又包括两种类型: 其一, 中式伪劣英语, 指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 出于无奈, 在组词、造句和表达将汉语的规则、形式牵强附会地嫁接于英语表达中所形成的语言形式, 其二, 中式文化英语, 指出于表达中国独特文化形式的需要, 在英语中无法找到完全对等的形式时, 人为的在英语表达中借鉴和体现汉语风格所形成的语言现象, 由此可见,‘中式英语’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所包括的两种类型在产生原因和使用效果上均有明显的差异。因而不能一概而论。”他指出中式英语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良影响, 但人们应该看到它在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 丰富英语的表达方式上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文中的“中士伪劣英语”的字眼说明, 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李文中的对中国英语的分类法(虽改了一下名称中国英语——“中士文化英语”、中国式英语——“中士伪劣英语”)。因此, 李文中留下的疑问, 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95 年, 张培成对汪文和李文中的看法发表了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出发点是中国英语是英语变体中的使用型变体(perfo rmance variety)。张采用了B raj. B. Kach ru 的分法。B raj. B. Kach ru 把英语的地域变体分为两类—— 制度化变体( in st itu t ionalized variety) 和使用型变体(perfo rmance variety)。Kach ru 指出了制度化变体的四个特征使其与使用型变体区别开来。这四个特征为:“它在使用国中有广泛的使用范围”;“它可以使用在许多语域中, 有不同的文体表现”;“就语文形式与使用环境而言, 这些语域和文体表现已经本地化了”;“已经出现了本地特有的英语文学创作, 其形式特征与环境特征都说明它是本乡本土的”。张结合英语在我国的使用情况, 进一步说明中国英语是英语的使用型变体。除此以外,张还针对李文中对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分, 提出了反驳意见:“大凡非母语语言变体, 整体来看,无不是变体使用者的母语或文化背景干扰和影响的结果”,“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和一定的变异范围之内, 某种语言中的一个语言单位所受到使用者母语的干扰越大, 它便越接近这种语言的规范变体, 只要这一语言单位能够被受话者理解”。在文中, 张还对中国英语应命名为Ch inese English 还是Ch inglish,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另外, 关于中国英语的英语名称, 两文作者都认为Ch inese English 和Ch inglish 带有贬意, 因此主张用Ch ina English。虽然李文中对此有些顾虑和担心, 认为“这个名称似乎也并不怎么安全”, 但也并没有提出更好的表达来。其实, 认为Ch inese English 和Ch inglish 带有贬意而不敢使用是没多大必要的, 因为名称不过是具体事物的象征符号, 在某些情况下, 名称带有贬意, 只是由于这个名称所代表的具体事物还不完善, 人们对它存有成见或某种敌意罢了。如果将来这个具体事物会逐渐完善起来, 人们对它的看法和态度便必定会改变, 它的名称所带有的贬意也就自然会消失。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必须经历的过程。”同年, 谢之君从语言的干扰方面也不约而同地对李文中的提法作出了反应,“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都存在汉语干扰”。在文章的最后, 谢给中国英语下了一个定义,“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英语变体, 这种干扰表现在语言各个层面上, 有语言本身的, 也有思维和文化的; 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 能够进入英语交际, 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英语水平有关。”1997 年, 贾冠杰和向明友在“为中国英语一辩”时, 对汪榕培先生的“三点论”做了一个改进。他们把中国英语“正名”为:“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其定义的重点在于: 中国英语中的中国特点是不可避免的和现实存在的。

(二) 我的定义。首先, 中国英语是以国际通用英语为核心的英语的使用型变体。中国英语是英语的使用型变体, 这一点张培成先生已经充分地论述了, 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

论及中国英语的核心, 笔者在此多说几句。汪榕培先生的“三点论”中提到,“标准英语”是中国英语的核心。当然, 不论是中国英语还是任何一种英语的变体, 它不是一种新兴的语言, 它的基础是国际上广泛接受的“通用英语”。笔者认为, 与其说是以“标准英语”为核心不如称为以“通用英语”为核心。因为,“标准英语”是英语的标准变体(standard variety)。根据胡壮麟给其下的定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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