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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一现象出发,把中国英语这一国别变体放在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框架之下,通过类比的方式把生态学概念如生物群落、互利共生、物种多样性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概念与中国英语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作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变体的出现实现了中国本土文化与英语语言的有效“嫁接”,发挥了嫁接植物强大的“双重物种优势”,其存在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中国英语的存在与发展已经成为客观事实,人为地忽视其客观存在必将对其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我们应该正视中国英语这一国别变体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从而保护世界语言生态平衡。代写英文教学论文
关键词:英语变体;中国英语;生态语言学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英语的迅速国际化和本土化(nativization),各种带有地域色彩的英语不断发展,在本地本国的对内或对外交际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杜瑞清、姜亚军2001:37)。各种英语变体相继出现,除了旧有的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新西兰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新加坡英语以外,还出现了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日本英语以及中国英语等新的变体。在此情况下,英语的标准问题,也就是“一元标准”和“多元标准”成为了英语研究界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这一问题也成了著名的“Quirk—Kachru之争”的导火索。国际上,坚持“一元标准”的学者以著名语言学家RandophQuirk和Greenbaum为代表,Quirk (1990)主张各种英语变体都应以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为标准,不管是词汇、语法、句式还是语篇都应该与共核语言保持高度一致。随着英语本土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他对英语环境的日益恶化深表担心,希望使用英语的国家通过培养大批高质量的英语教师来解决这一问题。Greenbaum也认为,由于受母语干扰以及各自文化与环境的影响,本土化英语很可能难以为外人所理解。他同时还指出,任何“新英语”的出现都是源于对共核语言“不完善的学习”,第二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必须遵守本族语规范,决不能另立标准。“多元标准”的倡导者是美国语言学家Bra.j B.Kachru。Kachru是一位坚定的“多元标准”倡导者,他坚决反对英语的“一元标准”,认为必须承认各种英语(World Englishes)的客观存在,并应对其轮廓和文化导入等由于学习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杜瑞清、姜亚军2001)。Kachru (1985, 1986)还提出,本土化是语言充满活力的表现,是语言创新的结果。它体现了外来语言的地方性功能、新语境下的“会话文化”和交际策略,以及来自地方语言的积极“迁移”。他甚至还相信未来国际化英语的标准会更多地以非本族语者使用的英语为参照标准。
在Quirk和Kachru就英语标准问题争论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的语言研究者也围绕“中国英语是否客观存在”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直到现在持续了近三十年,不同流派,众说纷纭。纵观他们的观点,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种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陈文存(1999)明确提出:“中国不存在国别变体的中国英语”,“中国不应该也不需要英语的中国变体。”邱立中、宁全新(2002)也同意其观点,他们认为,英语在我国本土化既不符合实际也无必要。已经存在的英语变体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承认中国英语变体的存在是对目前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一种误导和干扰。第二种是矛盾、中立的态度。孙骊(1989)较早地阐述了国外社会语言学家对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他认为不管在哪个国家使用英语,其结果必然是英语要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它的语言环境相结合。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讨论在中国使用的英语是否应当看作是语言学上的一种变体,条件尚未成熟,需“谨慎而行之”。张培成(1995)承认中国英语是一种变体,但不是国别变体。他认为,“只有那些制度化了的英语变体才能称为国别变体,而中国英语只能称作语言的变体或使用型变体,决非国别变体”(转引自潘章仙2002)。另外,谢之君(1995)、林秋云(1998)等也都认为中国英语客观存在,但与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等国别变体相提并论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符合当前实际的。中国英语的存在是因英汉文化交流中前者缺乏对汉语文化中特有现象的表达结构而作的一种文化空缺的填补,是出于顺应交际目的需要的暂时性策略,这种暂时性补缺策略之下形成的语言不应该成为后人学习的标准。最后一种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黄金祺(1988)和贾德霖(1990)分别以“汉化英语”和“汉式英语”肯定了中国英语的存在,汪榕培(1991)也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并首次对中国英语进行明确定义: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1993)则从词汇、句式和语篇三个不同层面对汪榕培的定义进行修正,中国英语“并不一定仅限于在本土使用”,“标准英语不应孤立存在”。因此建议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随后,贾冠杰、向明友(1997),杜争鸣(1998),林秋云(1998),姜亚军、杜瑞清(2003),金惠康(2004)以及高超(2006)等分别对中国英语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并肯定了其作为英语的一种合法变体而客观存在。
直到今天关于中国英语问题的争论仍在进行。但目前的现实是:除公认的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外,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特别是原英国殖民地国家,已经开始宣布自己的“英语”“独立”,就连把英语作为外语的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杜瑞清、姜亚军2001)。我们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英语作为英语的一种国别变体地位毋庸置疑。中国英语和其他英语变体一样,其语言系统从萌芽、产生、发展到逐步完善,遵循了一种从无到有的生态学规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语言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壮大为中国英语这种国别变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给中国英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生态语言学的出现与发展现状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又称语言生态学(ecologyof language),是由生态科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语言研究领域,是在生态语言观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新兴边缘学科。最早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学者当属19世纪德国历史语言学家施莱歇,1863年他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强调达尔文研究动物和植物的方法基本适用于语言历史的研究,并特别指出自己的语言理论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刘润清1999)。他还采用生物学中对植物分类的方法画出了印欧语系的谱系树形图,揭示出了语言发展中的生态规律。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解释了人类语言能力形成的生理学原理。他认为儿童天生大脑中就有一种学习语言的机制,也就是语言习得机制;人脑的初始状态应该包括人类语言共有的一切特点,也叫普遍语法;普遍语法是所有人类语言必须具有的原则、条件和规则系统,代表了人类语言的最基本的东西(ibid)。这一学说的提出是对生态语言观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在前人用生态语言观认识语言的基础上,后来的语言学者提出一系列生态语言学理论,使生态语言学这一新兴学科理论体系日臻成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霍根(EinarHaugen)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他在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把“任何特定语言与它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之后,霍根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Haugen 1972),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被语言研究者接受并广泛使用。霍根的语言生态隐喻奠定了语言生态学的主流研究范式(范俊军20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语言学在德国、芬兰、丹麦等欧洲国家备受学术界关注。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来探讨生态语言学问题,如麦基(Mackey 1980)的《语言转用的生态学》;狄尼森(Denison 1982)的《面向欧洲的语言生态学》;哈热日(Hagège 1985)的《生态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