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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核心理论,也是英美语用学界广为探究的经典的传统课题。言语行为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已引起了国内外语用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各抒己见,对该理论进行了诸多有效的阐释与重构,并认为“语言交际过程实际上就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言语行为构成的;每一个言语行为大都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Searle, 1969)”。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从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入手探讨其对语言交际的解释力,以阐释一个接着一个的言语行为在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不同层面上如何构成连贯的、有意义的语言交际。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首先由英国哲学家J. Austin(1962)提出,后又经过美国语言学家J.Searle(1965, 1969, 1979, 1980)的修正和发展。Austin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词和句子,而是应该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一个人在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 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言内行为指的是“说话”这一行为本身,表达的是字面意思;言外行为是通过“说话”这一动作所实施的一种行为,表达的是言外之意或者是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也称言外之力( illocutionary force);言后行为指某一行为意图一旦被听话人所领会而对其产生的效果或影响,即语言交际带来的后果。
Searle则把Austin的这一理论提高为一种解释人类语言交际的理论。Searle(1969)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每当人们说话时,他们便是在按照用语言成分的规则实施着各种各样的言语行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单词或句子等语言单位,而是言语行为。因此,语言交际过程实际上就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言语行为构成的,每一个言语行为大都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
基于上述理论,如果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际当作一个整体言语行为来看待的话,就会发现它在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这三个层面上不仅存在句子意义、话语意义上的关联,而且其连贯的方式和特征是不一样的,即言内行为的连贯和句子意义是以语法、词汇、逻辑关系等有形标志为表现特征,其特点是有形的(explicit);言外行为的连贯和话语意义是根据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去推导说话人的含义而得出的,其特点是隐形的( implicit);言后行为的连贯主要表现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心理互动( interactive),其特点是无形的。尽管不同层面上的形式与特点不同,但它们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完整语言交际行为(陈海庆、张绍杰2004)。下面分别从这三个层面解释一个接着一个的言语行为是如何构成连贯的、有意义的语言交际的。

1•言内行为中的有形连贯与句子意义的理解
Searle(1969)在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把言内行为再进一步分成两个组成部分:话语行为(utterance act)和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 act)。话语行为是指通过说出某些词、词组或句子来完成的行为;命题行为是指通过所指词语和谓词所做出指称或断定来完成的行为。如果把一个言语交际行为放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分析,那么它的连贯及其句子(字面)意义是通过语篇内的语法、词汇等一系列的结构或非结构等有形衔接手段来实现的(Halliday&Hasan 1976)。
例如:
(1) John is a sportsman; therefore, he is strong.
该语篇中的人称代词“he”指前面的“John”具有指称作用和前后照应关系;“therefore”使该语篇的前后两个小句在语义上形成关联,它的规约性意义又决定了这句话的规约性字面意义(语义内容),即he is strong是John is a sportsman的结果。这都属于“以有形的方式体现在语言形式上”的语法衔接手段。不难看出,该语篇的连贯性和句子意义是与这些衔接手段密切相关的。从这个层面上看,衔接关系是语篇完整统一的必要因素,即衔接是从形式上体现语篇的连贯,而连贯揭示语篇在意义方面的流畅和贯通。
既然语篇内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意义上的联系首先存在于句子与句子之间,即不同句子所含的命题之间的相关性,那么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命题之间在时空、因果、转折、让步、添加、举例等方面的逻辑关系,以及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的推进衔接关系的语篇的连贯,一般是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2004)。因此,言内行为层面上的连贯和句子意义,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语篇内的语言语境来实现的,是语言本身属性的体现。

2•言外行为中的隐形连贯与话语意义的推理
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语篇的连贯并不总是以有形的方式体现在语言形式上,即并非完全是依赖于语法、词汇等衔接手段来实现的;有时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于推理之中,即连贯与其话语意义是推理的结果。这样不同命题之间的隐性衔接就会赋予语句以言外功能,这种言外功能就是语篇连贯之所在。因此,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不但要看到句与句之间的有形性和命题内容上的关联性,而且还要考虑到语句之间在言外行为这个层面上的联系。否则,许多语篇仅靠语言形式是难以解释通的。例如:
(2) A:The phone is ringing!
B: I’m washing my hair in the bathroom.
A:Ok.
就(2)的字面而言,A和B之间的对话没有什么连贯性,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衔接手段将它们联系起来,但从言外行为上看,A和B之间所说的话语是相关的。其相关性存在于话语的隐形衔接与连贯上,只不过没有在表层语句上反映出来而已。如果将其补缺,就会产生下面的结构:
(3) A:The phone is ringing!
B: (No, I can’t answer it because) I’m washing my hair in the bathroom.
A:Ok. (I’ll answer it then. )
(转引自陈海庆、张绍杰, 2004)
由此可见,语篇连贯不仅是一个语言形式和命题内容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言外之意的表达和理解问题。因为交际行为,特别是言外行为,其连贯机制在深层的语用联系是与交际双方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要想把握言外行为中的语篇连贯和话语意义,就必须根据言语行为发生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对说话人的话语作出判断和推导。那么,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我们至少要从“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和“语篇中的语用预设”的层面上来把握语篇的连贯、推导出会话含意。例如:
(4) A:Do you like rugby?
B: I am a New Zealander.
从言内行为看,A和B两人之间的对话前言不搭后语,缺乏语义上的连贯性。但从言外行为分析,二者的交际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 B的明示话语给A提供了一个推理认知环境,使A获得B是新西兰人这个语境信息;A再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知道新西兰人爱打橄榄球这个相关语境假设。这样,A就以这两个假设前提条件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B likes rugby”的结论。由此可见:说话人的意图与听话人的推导有效性是语篇的一种隐形连贯的表现,这种连贯不是显露于命题结构的形式上,而是隐藏于言外之意的表达之中,也就是说交际双方对包括共知的事实、会话的目的、意图及有关的社会文化等语境因素的“语用预设”对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起到了一种隐形的连贯作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不借助任何衔接手段而意义连贯的语篇,或者充满了衔接手段而意义上却丝毫也不连贯的语篇在现实的语言交际中实属罕见(王全智2002)。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