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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年出版、由Kingsley Bolton独著的《中国各体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正如该书首页的介绍所言,“探索了英语在中国自十七世纪初第一批操英语的商人到达中国大陆至今的历史”,“综述并讨论了大量描述和分析中国英语的历史研究、语言学研究及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探索了英语在中国大陆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以及1997年以来的新发展”(p.i)。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书名使用了Chinese Englishes(中国各体英语),而不是中国大陆学界有关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或Chinese English)的讨论中使用的单数形式,公开宣称英语在中国存在不止一种变体,而是多种变体并存。该书首先对亚洲各体英语、“新体英语”以及世界各体英语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关键词：英语研究历史时期理论流派

针对英语所有权问题的讨论,其主要论点为,英语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不再为英国人或美国人所独有,它不仅属于那些英语“本族人”,非本族的英语使用者与本族人也分享这一语言的所有权。这种论断直接影响到对英语标准的界定和判断,使其从单一标准或单一中心论发展为多元标准或多中心论。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世界各体英语多中心论的确立,将影响人们在英语研究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上的视野和取向,建立在以本族语为标准基础上的传统的甚或“经典”的学科,如错误分析、中介语分析等都可能需要重新定位。

在对待新体英语这一问题上,人们似乎总是把一些变体特征与“变异”、“非规范”甚至错误联系起来,不愿承认英语本地化的现实。实际上,如果英语在世界各种文化和社会环境的运用中产生本地化是一种必然,新变体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而学界是否承认并充分地描述它,则是另一回事。关于英语新变体的判断标准问题,Bolton主要讨论了Platt Weber与Ho(1984)以及Llamzon(1983)的论断,前者认为判断英语新变体可适用四条标准,即1)该变体是否在教育体系内使用; 2)在本族英语为少数语言地区的发育情况; 3)在某一国家和社会应用的功能,以及4)它在发音、词汇和句子结构方面的地方化或本土化的语用依据。后者集中讨论了英语新变体的四个基本特征:1)生态特征;2)历史特征;3)社会语言学特征;4)文化特征(Bolton,pp.5-6)。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谓的文化特征是指“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的作品表明可以使用英语作为传播文化传统的工具。有了这些作品,才能表明移植的果树真正成熟,并开始开花结果”(Llamzon 1983;引自Bolton2003:6;以下仅标页码)。

笔者认为,Llamzon对文化特征的定义似嫌过于狭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存在于文学诗歌等虚构性作品中,还存在于大量的社会历史文化典籍,教育、政治、经济及法律文献,以及大众传媒等各个领域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表述中。第二章集中讨论英语在香港的历史发展以及香港英语的地位问题。着重论述了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社会政治背景,即移民社会的发展、人口激增以及亚洲经济奇迹的产生。

在此期间,香港逐步成为一个多种文化混合的国际性大都市,通过影视、音乐、印刷媒体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在语言运用上,香港也成为一个多语共存的社会(p. xiv)。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普通话、英语、广东话逐步成为香港主流语言,掌握英语的人从八十年代初的6.6%上升到九十年代初的33.7%,懂普通话的人也达到24.2%(p. 119)。但对于香港英语问题,香港本地人大都持否定态度,不承认它是一种自主的变体。Bolton认为,尽管香港英语的变体地位已得到国际上广泛的承认,但研究不足。这主要是由于当国际学术界把香港英语作为一种变体的名份确立后,香港本地人却不领情,他们往往从错误分析的角度对香港英语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研究,更倾向于使用诸如“干扰”、“迁移”、“渐进系统”及“中介语”等概念来描述它(p. 119)。这种态度集中体现在几种对香港社会语言应用不准确的论断中(Bolton讽称为“谬说”)。如“失准说”,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英语的普及造成了香港英语标准的降低;“单语说”,认为英语在香港仍然为少数人所使用,其地位不过是一种外语;“不可见说”,认为香港英语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变体,其标准仍然是外部的。这种情况与大陆学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讨论中国英语变体时颇有相似之处。

第三章“‘中国各体英语’的历史发掘:从1637年到1949年”考证了英语在中国南部使用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其主要研究依据一是史实的追踪,另一个是各种原始文本资料的考证。Bolton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早期航海日志、贸易记录、在中国的传教士及官员的各种文本资料,以及同时代中国人编写的各种英语词表和词典,揭示了中国英语从十七世纪早期的语言接触,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广东行话”、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洋泾浜英语”及“中国海岸英语”,直至当今的“香港英语”和中国各体英语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轨迹。Bolton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英语从早期的非标准形式发展到当今的自主变体,经历了漫长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尤其是自十九世纪末始,中国英语由于学校英语教学的开展及英语在中国的传播,逐步“非洋泾浜化”,向更规范的变体形式演变(p. 191)。

从全书看,这部分对史料的应用最为厚重,其观点和讨论无不以坚实的证据为支持,不仅系统探讨了中国英语的发展根源,且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和解释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利用资源。第四章讨论了当代香港英语的地位、功能及语言学特征。首先讨论Braj Kachru的世界英语同心圆说及多中心论,认为上世纪末的世界英语研究经历了理论上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而这种转变为英语语言的研究开辟了诸多可能性。

二十世纪末香港英语的研究论题包括:1)香港英语的地位和功能;2)双语和多语现象;3)语码混合;4)语言态度研究;5)香港英语的特征。针对英语变体的识别标准,除上述标准外,Butler(1997,参见Bolton)又提出了五个重要标准,即1)标准的、可识别的发音模式,并代代相传;2)特殊的词汇和短语,用来表达当地事物和社会环境的关键特征;3)语言社团的语言历史呈现出该种变体特征;4)用该变体写作的文学作品;5)该变体所拥有的参考书目、词典、文体指南、自定的标准以及自我判断正误。在讨论香港英语的语言学特征时,Bolton从语调入手,探讨了对香港英语词汇的研究,并通过实证的方法描述了该变体的构词手段。该章的中心论点是,参照亚洲其他英语变体的标准,香港英语作为一种新变体的社会语言学条件已完全成熟,真正成为Kachru理论范式中世界英语大家庭的一员;但这种论断依然面临各种否定和质疑的声音(p. 224)。Bolton引述Kachru的观点说,“所谓的‘新’本身就是用词不当,从历史和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变体早已不新了…所谓的‘新’不过是说其语言学和文学体系化新近被认可而已”(p. 225)。最后一章试图把中国南部及香港的英语历史同当代中国的英语语用现实联结起来,回顾了中国大陆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革到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英语学习热潮。

与前几章相比,本章对当代中国大陆的英语运用情况只做了印象式概述,对中国英语近年来研究成果的综述亦力有未逮,引用的资料和证据有失偏颇。但Bolton坦承,有关中国大陆各体英语的研究可作为另一研究题目。Bolton在书中使用了“界面”(interface)一词来描述英、汉这两种世界上最大的语言的交互作用,并认为这一界面将在中国及不断扩大的华人社团中继续延伸。这一提法对今后的中国英语研究以及相关的汉英对比分析研究不无意义。对中国英语研究者而言,本书所包含的丰富史料及其方法和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