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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地处蛮夷之地，文化积淀浅薄，随着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他们开始意识到可以用蒙古铁骑赢得天下，却不可用铁骑观念治理天下。这时的汉族封建统治者沿用千年的孔孟儒学便顺理成章的成为蒙古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武器。时至南宋，孔孟儒学已经被宋朝的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的经学，不管他们主心学、经制之学、还是事功之学，都被元代的文学家、经学家继承下来，汇总成元代经学理论，元代理学成为中国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甚至出现了各种经学思想相互融合的局面。由于蒙古统治者对起源于汉族的理学的逐渐接受，其发展环境也相对自由，理学发展到元代时期不仅成为了官学，更成为元代文学界无可替代的理论基础。关于理学的博兴有如下原因：1、蒙古统治者对中原雅文化趋之若鹜，使得元曲、杂剧这些流传于勾栏瓦市中的俗文化日渐蓬勃，诗文被认定为边缘文学；2、元代属于异族统治，文人处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汉人很难靠科举登第；浙江亡宋的宿儒遗老人数众多，在他们的骨子里仍旧存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虽在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却不愿为朝廷效力，一直以来南方学界隐逸思想盛行，众文人隐居山林，争相潜心专研理学，聊以遗忘易代带来的痛苦；3、延祐年间科举考试重新开始，理学中的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https://www.51lunwen.org/literaturearts/ 4、元代官私书院林立，如浦阳的东明书院、石门洞书院等，金履祥、许谦、吴莱、黄溍、柳贯等经学大家悉数开班讲经授业，尊经重道的人数倍增，理学在官方和民间繁盛起来。转益多师的求学思想使柳贯痴迷经学，并深受理学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散文作品中也不乏树道、建德仁、义、理、弘扬理学，歌功颂德的文章，其散文充满严整、浩然之气。延祐年间宋季遗老多数已经去世，文人们所接受到的避世思想的逐渐消失，加之元代文学创作氛围相对比较宽松；随着经济的发展，元代走出易代的混乱局面，逐步走向元朝的盛世时期，主人翁的意识逐步加强，始终根植文人心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开始萌动，他们渴望为国效力，纷纷走向仕途，渴望谋求一官半职。在元延祐（1314）年间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科举考试，为文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当年登科入仕的有杨载、欧阳玄、黄溍、马祖常等日后的文学大家，他们的登场标志着元代文坛即将进入标志为“雅正”的新的历史时期。步入政坛之后，国运昌盛，他们有感于当代朝廷的恩赐，加之生活富裕，文人自不必为生活发愁。这一时期的文人相互交游唱和，寄情山水之乐，兼以弘扬盛世之音，文学界呈现出一片歌功颂德，弘扬皇恩的景象，诗文辞章更是呈现出“雅正”、“平和”得态势。柳贯混迹官场多年，耳濡目染，盛世雅正之音既从口出，发而为文，声同气应融于时代潮流之中。

一柳贯对南宋山林遗民之风的继承
柳贯的父亲注重传授家学的同时，也不忘拓展其视野，先生幼年时期即被家教森严的父亲送到仁山先生金履祥处，学习性理之学，即能深究其中的旨意和趣味，对于有细微差别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也能明白透彻的理解，理学根基由此建立，故其诗文创作中时常大谈特谈仁、义、礼、智、信。成年之后，先生执弟子礼，与南宋宿儒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三先生从游，三先生皆深受亡国之痛的影响，对于新朝廷的招安不屑一顾，隐居山林以避世，先生们以风节行义相高间出，他们曾受吴渭之邀，参加月泉吟社，为征集来的《春日田园杂兴》五、七律点评甲乙，变相的以吟诗作文怀念故国，抒发亡国之痛；同时他们也日夜作诗，吟唱不休，诗文中较多流露出忧愁感伤、怀念故国的情怀，柳贯青年时期就与他们交游往来频繁，从其学，经年日积月累，不知不觉中“与之俱化也”，其诗文中不时流露出隐居山林、逃避俗世的想法。柳贯为官之后，曾游历到杭州，杭州乃南宋故都，犹存许多宿儒遗老之辈，先生一一拜访，与之结成忘年交，其中与方回、龚开、仇远、戴表元、胡长儒兄弟从游甚密，对学问本末，文献源流，一一了如指掌，先生在浦江文学界名噪一方。特别是与金履祥、方凤、方回这三段从游、学诗作文的经历更是奠定了柳贯文学思想的重要基础。（一）柳贯对金履祥“文道合一”思想的继承元代理学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地处于今浙江金华地区的“婺州学派”，婺州乃江南富庶之地，经济发达，自然景观优美，是为文学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素材基础。柳贯据此地优美的风光作《浦阳十咏》、《横山龙皇庙记》、《仙华雪岩》以此来赞美家乡美景。“婺学”的创始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与陈亮、唐仲友共同组成金华学派，此后理学历经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柳贯、黄溍以及明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戴良等理学家、文学家的承传得到了长足发展。元代理学繁荣发展的同时，有元一代的理学家、文学家们就元代理学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他们打破程朱理学“重道轻文”、“文以害道”的壁垒，皆认为程朱理学中排斥文学，重视道统的做法不符合文学发展趋势，纷纷发表文章指其弊端，如吴澄认为“道不载以文，则道不自行；文不载斯道，则文犹虚车也。”[1]袁桷评价宋人的文章时说“以理为主，文常患于不工；雕镂委心，茫然而无以畔岸。”[2]进而袁斛批评宋代的文学又说：“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3]此时的文学与经学比肩同重，出现了“朱陆合流”、“文道合一”、“文道并重”的文学现象，不仅扭转了宋代理学文道分离的局面，而且“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等重道轻文的思想也有所改善，出现元代作家既是理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使元代文学向着更加自由、健康的方面发展，为明文学奠定了良好的文学基础。柳贯正是在这种“文道合一”、“文道并重”的文化氛围里学习、成长，其兼具文学家、理学家的双重身份也就不足为奇了，理学思想甚至成为其诗文创作的主导思想。对于柳贯的理学思想渊源要追溯到仁山先生金履祥，金履祥于弱冠之年师从王柏学习性理之学，王柏从何基学习，何基从黄干学，黄干即朱熹高徒也。金履祥乃宋末遗老，国亡而不仕，隐居仁山修经纂书，广授弟子，是柳贯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老师之一，柳贯的理学思想成就其“硕大光明”的一生，且形成了其中庸而为的性格，还主导其沉雄雅劲且具有中和之美的文学风格。成年之后的柳贯，离开金履祥后辗转多处，处境艰难，未能坚守师道，晚年还因此事扼腕叹息道：“而少长屡遭家难，为贫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终承先生之教，以卒弟子之业，罪也何言！”。[1]仁山先生金履祥一生致力于经学考述，对于经学的研究方法，是“无一书不加点勘”，所注经书《尚书表注》二卷、《大学疏义》一卷、《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其“在阐发朱学思想的同时，金履祥突出‘理一分殊’中‘理’为‘恰好处’，即中庸的一面，强调‘分殊’之理；发展了朱熹主张，明确将主观方面、精神现象作为认识的对象；”[2]对于与金履祥从游后，继承了金履祥的经学专研之法，柳贯在《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中自述师从金履祥的收获，云：“贯实单弱，早岁因缘父友，幸尝洒扫师门。……自是从游二氏间，讲贯益密，造诣精深，而知学非身外物矣。”[3]宋濂在《元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中记载柳贯受习于金履祥说道：“遣受经于兰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远宗徽国朱文公之学，先生刻意问辨，即能究其旨趣，而于微辞奥义多所发挥。”[4]黄溍在《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也有相同的记载，柳贯从金履祥处学习性理之学，文章造诣愈加精深，于微辞奥语也能理解的游刃有余。以上足以证明柳贯的理学思想确实来源于朱熹嫡传一脉——金履祥。不仅如此，金履祥注重理学与文学的融合，“重视诗书六艺，不鄙薄艺文，将理学思想扩展入史学。”[5]柳贯也大加赞扬金履祥广泛涉猎知识的文学主张，在金履祥的《行状》中曰：“先生夙有经世大志，而尤肆力于学，凡天文、地形、礼乐、刑法、田乘、兵谋、阴阳、律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极于用。”[6]而这种涉猎广泛的文学思想亦影响到涉文坛未深得柳贯，苏天爵评价柳贯为文之内容时说“柳贯为文也，本诸圣贤之经，考求汉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庙之礼乐、朝廷之官仪、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袭，究其异同。”[7]可见金履祥强调中庸的理学思想与广泛涉猎的文学思想柳贯已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使其成为兼具理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金履祥经年专研性理之学和文学因素的建构，一生恪守先师遗赠，何基之“省察克治”，王柏之“涵养充拓”，“立志”为做学问第一步，使得柳贯对金履祥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