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单位（参见司显柱 2001）。关于语篇的定义，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形式/结构”（formal/structural）派的看法：从结构方面看，“语篇”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语篇由句子组成。一是“功能”派的看法：从功能方面看，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它不是一个比句子大的语法单位；它与句子不属于同一类型，因此它们之间不是“大”与“小”的关系；语篇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是“体现”（realization）关系，即语篇由句子体现，或者说句子（形式）体现了语篇（语义）。语言学模式与语篇语言学方法我们把语言学模式与语篇语言学方法进行比较，实际上是对传统语言学翻译研究模式与当代语言学翻译研究模式进行比较。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模式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及语言学的发展，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学科，而语言学就是其科学的依据之一。从文献看，苏联的费道罗夫“第一个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向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发起挑战”（林煌天主编1997：172）。英国的Catford（1965）提出了一个以M.A.K. Halliday的“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模式，书中阐述了语际间的层次转换（level shifts）和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s）问题；在这个模式中，层次转换指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范畴转换包括语言结构、语言系统、语言单元、语言类别方面的转换，所有这些转换的核心概念是“对等”（或“等值”）。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1975）特别强调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并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核心；科末萨罗夫还提出把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研究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语言学。此外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及论著相继问世，它们极有可能汇成了一整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参见林煌天主编1997：172-3页，张美芳 1997）。总的说来，翻译的语言学派视翻译为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注重研究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异同及言内关系，把翻译过程视为把一种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把一种语言产物在保持内容（命题）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因此，转换规则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对象，对等/等值是翻译研究的核心。正如Neubert & Shreve （1992: 19）所说的那样，“语言学模式调查研究词与语言结构的转换潜势，力图建立语际间的对等规则，认为语际间的对等可在不同的语言层面实现”。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途径）是传统语言学途径的发展，它重视的是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而且还涉及语言体系以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这种模式认为，意义并非由语言结构本身决定，而是由整个语篇（包括它的语言体现形式和它的交际功能）；翻译中传递的是原文的语言含义和语言使用（即交际）功能。根据Neubert & Shreve （1992: 23）的观点，以传统语言学模式操作的翻译过程是一个从词及其互不关联的意思开始的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这种过程生产出来的译品，很难被目的语读者认同；而语篇语言学方法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top-down）的过程，即先决定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属性或类型以及其交际功能，再通过一个个的语言结构体现预定的语篇。在翻译实践中，要重组（建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并非取决于表层结构（如一个个句子）的转换，而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Neubert & Shreve（1992：24）认为，在动手翻译之前，译者的脑子里首先有一个“虚构的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语言的选择受控于译者脑子里的‘虚构译本’；目的语中的资源为虚构译本转变为真实译本提供了材料”。因此，翻译并不仅仅转移原文的意义，而是要转移原文的交际价值。简言之，传统语言学翻译研究方法与语篇语言学翻译研究方法的差异至少有三点：（1）前者的重点在句子，认为意义决定于词与句；而后者的重点是整个语篇，认为意义通过语言结构来体现；（2）前者把翻译对等的概念建立在词、句层面上，而后者则认为翻译对等建立在语篇和交际层面上；（3）前者的研究对象只是语言，而后者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语言系统和言内因素，而且还包括言外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功能的翻译观从目前的状况看，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都在寻找语言学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框架。在形式理论与功能理论的选择上，功能理论更加受欢迎，原因主要是它与翻译的目的相吻合，都是从交际的角度出发。据我们的观察，很多翻译研究者对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情有独钟，他们都试图用这个理论阐释翻译中的问题。 Halliday 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985) 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用来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或书面语篇（参见黄国文 2001）。在我们看来，比较成功地把Halliday的语篇分析思想应用于翻译的研究的著作有：Hatim & Mason 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Bell 的《翻译•译者•译论》（Translation,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Theory，1991），Baker的《换言之：翻译研究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2），Hatim & Mason 的《译者是交际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1997），和Hatim, Basil.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1997）。一般说来，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系统结构，是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同时，语言又是一个用于交际的系统，可以运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并可创造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也可以用来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还可以用来组织信息，这三种功能分别属于Halliday所说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见Halliday 1985）。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时译者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是放弃与语境息息相关的交际价值而保持形式上的等值；一是放弃与语境无关的纯语义等值而保持交际功能等值。这种选择事实上是在“逐词译”与“意译”之间做出的选择。如果选择前者，译文虽然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却有可能被目的语读者批评为“生硬、晦涩、难懂”；如果选择后者，译文虽然通顺易懂，却又可能被指责为“不准确、不忠实”。无论译者做出哪种选择，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无法令各方满意。译者应该怎么办？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选择就是意义（见黄国文 1998）。对于译者来说，在做出选择之前，必须弄清楚翻译的目的，同时要明白哪些语言形式可以使预期的目的（功能）得以实现。在这一点上，Bell（1991）表达过一些很好的看法；他（Bell 1991: 7）通过英国诗人Kipling 一首诗中的第一段来给我们提出思考的切入点：我有六位忠实的仆人，（他们教我运用我的知识）；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哪里？”和“谁？”。这首诗中六个问题的每一个都规定了一个（或多个）语篇参数（见图表一）：“什么”指语篇所包含的信息，是信号的意义、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也即语篇的范围（语场）。“为什么”指信息发送者的意图、语篇问世的目的、言语行为的施为作用等。“什么时候”所关心的是交际的时间背景。“怎么样”含有两种意思：（1）交际者的态度，即语篇的基调（语旨）：严肃的还是轻浮的或是冷讽的；（2）交际的手段，即语篇方式（语式）：文字的或是非文字的，口头的或是书面的。“哪里”所关心的是交际的地点（语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