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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指的是交际者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决定了语篇的基调（语旨）。社会变数语篇范畴语言形式参与者语旨句法目的语式背景语场词汇图1 语篇参数 (Bell 1991: 9) 语言是一种具有各种特征的代码，包括语音、文字、语法、词汇、语义等方面的特征。语言的使用就是从这些代码特征系统中作出选择，创造出可以传递意义的语篇。另外，每一种语言都有其方言特征 (dialect features) 和使用标记 (markers of the use)。对于译者来说，了解语言特征，尤其是了解语言的使用标记，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对语篇进行分析，而语篇参数是分析的重要依据。译者首先要辨认出语言使用的各种标记：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语旨）、发送信息的渠道（语式）和语篇的范围与目的（语场）（参见张美芳 2001b）。译者碰到的问题是与社会因素紧密联系的：（1）交际者的身份及其之间的关系；（2）根据语篇的目的（功能）选择语篇的表现方式；（3）语篇所涉及的（发生在社会上某个领域的）事情。此外，译者还要对两种语言的（语音、文字、句法、词汇、语义的）特征了如指掌，只有这样，才能根据语篇的参数在语言的特征系统中作出选择，创造出一个和原文等值的语篇。语篇语言学者Beaugrande & Dressler（1981: 3）认为，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communicative occurrence），它必须具有七项标准：衔接性(cohesion)、连贯性(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语境性(situationa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七项标准中，“衔接”和“连贯”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实现其它标准的基本手段。衔接是语篇特征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语义概念，它体现在语篇的表层结构上。语法手段（如照应、替代、省略等）和词汇手段（如复现关系、同现关系）的使用，都可以表现结构上的粘着性（即结构上的衔接）。从这一点看，衔接是语篇的有形网络。连贯也是一个语义概念，它也是语篇特征的重要内容，指的是语篇中语义的关联，连贯存在于语篇的底层，通过逻辑推理来达到语义连接；因此，可以说它是语篇的无形网络（参见黄国文1988：10-11）。我们认为，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是翻译行动论（包括翻译目的论）的核心内容（参见张美芳 2001c）。在翻译行动论者的著作中，“意图”和“接受”二词无处不在（见Nord 1988, 1997；引自陈德鸿、张南峰主编，2000）。这些学者认为，可以从语篇制作者或接受者的角度来分析语篇功能。从制作者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要了解作者意欲透过语篇表现什么意图，因为这意图主宰着语篇制作的策略（如阐释主题、选择修辞手段和语言结构等）（参见张美芳 2001c）。译文的合适性主要取决于它的目的或任务，译文并不一定要忠实地模仿原文；“忠实”于原文只是一种可能的、合理的目的或任务（Vermere 1989）。在很多情况下，“忠实”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语篇的其它标准也很重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其中的任何一项标准没有达到，都会影响语篇的交际性”(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3)。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译文：语法正确，但读起来不通顺。其原因就是译文没有达到目的语的语篇标准。然而，语篇的七项标准在每一种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又不尽相同。因此，译者要根据目的语的实际情况作相应的调整，才能使译文既保留原意，又自然通顺。但是，究竟不同的语言有哪些不同的标准？译者应该如何调整才合理？这些都是每个翻译研究者需要探讨的问题（参见张美芳 2000b）。语篇翻译研究的几个重点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看，在翻译研究中有几个方面是探讨的重点。下面我们对它们逐一进行讨论。重点一：意义与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一般是通过形式来体现意义、意图、目的的。这种用于体现意义的形式既可能是言语性的（verbal），也可以是非言语性的，还可以是非言语性伴随言语性的形式。例如，要表示「要求某人关门」这一意义，在汉语中可以说“请把门关上”、“请你把门关上”、“请您把门关上”、“请把门关上，好吗?”、“请你把门关上，好吗?”、“请您把门关上，好吗?”，等等；在英语中则可以说“Close the door.”、“Close the door, please.”、“Please close the door.”、“Can you close the door?”、“Will you close the door?”、“Would you please close the door?”，等等。无论是用汉语还是用英语来表达「要求某人关门」这一意义都可以有非言语性的形式伴随。这些可能被选择的形式除了表示「要求某人关门」这一基本的“概念”（命题）意义（ideational/propositional meaning）外，它们还因各自的不同形式表达了不同的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和语篇意义（textual meaning）。这三种意义与前面讲的“语场”、“语旨”和“语式”是属于同一类情形的。就翻译而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可译为“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又可译为“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从翻译方法上讲，前者是“直译”，后者是“意译”；从翻译策略上讲，前者用了“异化法”，后者用的是“归化法”。如果我们从语篇参数角度考察上述两句译文，便可看出，它们的“语场”、“语旨”和“语式”是有差异的。如果从“文化语境”方面考虑，就更能解析它们所传递的不同意义。重点二：语篇特征 Neubert & Shreve （1992）认为，研究翻译模式有七种：（1）批评模式；（2）实践模式；（3）语言学模式；（4）语篇语言学模式；（5）社会文化学模式；（6）计算模式；（7）心理语言学模式。对于这七个模式，他们又着重阐述了语篇语言学模式。他们说，从语篇语言学初露端倪之时起，语言学家就一直在寻找一种导向性原则；而语篇特征原则 (the principle of textuality) 至今最具说服力，它把翻译过程、译者对外界的知识和语篇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翻译成品（见Neubert & Shreve 1992:69）。他们认为，语篇特征指的是作为语篇必须具备的特征的复合体，是某个语言客体（linguistic object）在社会和交际制约中所折射出来的特质。一般说来，社会和交际制约可在语篇表层的语言结构中反映出来。他们所持的有关语篇特征的观点与Beaugrande & Dressler（1981: 3）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翻译研究中，语篇特征原则可用来解释如何获得原文和译文在语篇层面上的对等。但是，研究者必须清楚，获得语篇对等的条件是什么？有哪些特别的因素使语篇有别于非语篇？是什么特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语篇特征？Beaugrande & Dressler（1981）和Neubert & Shreve （1992）都认为典型的语篇应具有以下七个语篇特征：意图性、可接受性、情景性、信息性、连贯性、衔接性、互文性。其他学者（如Reiss 1989, Vermeer 1989, Hatim & Mason 1990，1997，Bell 1991）在谈论语篇翻译时，也提到了这些语篇特征。有些学者把语篇特征用作自己的分析框架，如Reiss（1989），Vermeer（1989），Nord（1997）等翻译行动派（目的派）；而有些则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如Hatim & Mason (1990,1997) 和Bell（1991）等语篇分析派。重点三：语境与语言选择社会是一个文化系统，也是一个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而语言是其中一种符号。语言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它与社会文化中的其他符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研究语篇必须联系其语境，因为在实际生活中，通常都是先有语境，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