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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功能派目的论的理论开创了翻译策略的新视角,但历来与“直译”、“忠实”等概念无缘。事实上,功能理论仍然从属于“忠实”的翻译理论体系,是在更宏观的层次上坚持着更广义的“直译”标准。功能理论中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忠实”要素,功能派理论与直译也存在着深层的亲缘关系,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一功能派翻译理论 1 德国功能主义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赖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行为的目的作为理论核心,将研究的焦点由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所产生的预期效果[1],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作为功能派的创始人,德国学者赖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原文与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完成对翻译行为的评定。由于当时赖斯的理论仍是以等值理论为基础的,是一种相对较灵活的对等,因此这种功能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等值。而赖斯的学生费米尔奉行功能派的观点,阐发“译文功能论”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论(skopostheory)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论,指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考虑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贴切程度,而是译文在目标语这个特定环境下预期达到的某种或某几种效果。而后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功能+忠诚”[2]的概念,认为“翻译是创作出一种具备某种特定功能的目标语文本。该文本与原文的关系,应当根据目标语环境下的预期功能或某种特定要求加以明确”[3]。从这里可以看到,诺德认为译文虽然需要“忠诚”,但却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现,而是可以根据某些要求加以改变的。译者需要处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读者乃至出版社书商等之间为明确译文预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从而突现译文的某种特定目的。 2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独特性从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翻译活动的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不再纠缠于文词句段等字面处理手段,而是着眼于如何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或是实现翻译发起方(initiator)对译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特定的预期效果决定了译文的处理手段。根据功能派的理论,原文是译者为达到预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决定性意义,而应当服从服务于预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绝对性的工作并不是无限发挥的——功能派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原文功能与预期设定功能在宏观上存在一致性的特点上,即预期功能无论怎样变化,也不会完全背离原文所体现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译活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有了足够的保证,这也是诺德提出“功能+忠诚”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尺度的把握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保证“忠诚”?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反而根据功能对原文进行调整,又何来准确有效的译文? 二有争议的“直议” 那么,究竟为什么翻译要忠实原文,又当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忠实的直译”呢?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功能性翻译策略与再创作的本质区别,认清功能派理论与直译的辩证关系。 1 早期直译理论发展忠实,就是准确翻译,就是“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5]。这是直译理论一个比较公认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围绕这一问题却存在着千百年的争议。早期的直译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腊语翻译《圣经?旧约》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所谓的翻译就必须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强调的是原作的绝对尊崇地位,译者没有权力进行修改,任何照顾读者理解的处理都被认为是叛道离经,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翻译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虽然这种观点只是翻译理论发展初期的阶段,但直到近现代仍有相当多的支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鲁迅和前苏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Iadimir Nabokov)。鲁迅主张“宁信不顺”,宣称宁可因译文不通顺而令读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诘难的空间;而纳博科夫主张绝对精确地制作复制原作,主张宁可用注释来解释,也要保存译作与原作间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全文1200页,但译文仅有228页,其余的全是注释。极端的结果就是矫枉过正,乔治?斯坦纳和劳伦?G?莱顿都曾撰文批评称这是极不现实的做法[7],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否认翻译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复制原文;而否认翻译,虽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题,但经验主义并不能作为科学验证的依据,在人们真正了解语言了解翻译之前,这么做无疑是比较武断的。 2 近代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而实质上,这种早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死译”。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在区分翻译类别时,明确指出了直译与死译的界限(literary translation vs interlinear translation):他认为直译中,目标语文本放弃了源文本的语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词语的意义;而死译则是同时复制源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于是目标语文本自身的语法结构也遭到破坏,就很难承担交际的责任了[8]。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也就是有没有根据目标语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而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又为直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不再拘泥于词句等形式上的简单对应,转而开始认识到潜藏在形式之下的内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层结构”。这种理念认为不同话言虽然形式各异,却应当存在更高层次的普遍意义,一种超越语言这种表层载体而为所有人理解的深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形式的转化,体现成为各种可以理解的语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译。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却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这种意见更多地强调“功能对等”,取代传统的形式对等,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的视角是对内而非对外的,虽然不断精研内在语义结构,却没有办法看到外在因素对意义的影响,道路难免会越走越窄。[10] 尽管如此,但直译理论在坚持原文这个目标上却一直是最彻底的,面且其相对精确性也位列各类翻译策略之冠。虽然由狭义的假直译(死译)发展到广义的真直译,忠实的标准及内容不停地经因着变化与修订,但忠实原文,准确把握原文意思,却是始终也没有改变过。林语堂先生说过:“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11]。忠实原文,所忠实的应当而且必须是原文原意,而问题仅仅是出对“忠实”标准坚持程度上的差别。三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直译特质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坚持“直译”的本意其实就是为了更加全面而准确地传递信息,使读者能够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源信息”。直译的“直”主要是指坚持信息的真实度,而在文本的具体处理形式上则渐渐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而这种尝试也正是功能派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功能派与直译也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1 功能、解码与信息真实功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语域背景及特定的语境下,预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在这里,语域背景成为解读作品,实现作品价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想完整地通过译作在目标语语域背景下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还是想通过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语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源语文本。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在文本信息编码的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读这种信息的背景知识,都将走完整解码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这些也是信息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而仅仅是将文本的意义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姑且假定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潜在的语境来进行二次解码,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这样的翻译活动就是没有意义的。功能派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预期功能,这实际上就是将那些被传统意义上死译理论者所忽视的背景,视作与原文文本同等显要的要素,将其视为构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解码原文时,就完整地考虑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够表达的“真实”信息,并在编码时,将完整表达信息视作翻译的最优先目标,在翻译时从目标语语域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