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象, 主张把原语文化交给读者去理解与消化, 其最高境界无疑是“既异又化” 。如果异化真的能给中国带来“既异又化”的翻译, 那将是中国译坛之幸, 其成为文化翻译的主导也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可是不幸的是, 目前国内倡导的异化, 由于种种原因, 基本上还是直译方法的延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谈异化, 极容易助长生译硬译之风, 致使译文“异而不化” 。一旦异而不化, 异域文化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 翻译就无法完成跨文化交际的功能, 其后果比由于归化偏离方向所引发的“化而不异”更为可怕。异化之所以“异而不化” 、不能成为主导,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异化的界定还存在严重缺陷。迄今为止, 关于归化的解释已基本成形, 而异化的界定却依然“名花无主” 。从业已发表的论文来看, 国内所提的异化基本上和直译等值, 归化和异化的分界更是让人迷惑。异化之所以“异而不化” 、难于接受,是因为译语接受外来文化是有条件的。以现代汉语为例, 由于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 汉语对异域语言文化的吸收越来越开放。但是, 异域文化融入汉语是有条件的, 它必须遵循汉语习惯、弥补汉语表达方式之不足, 或者能与汉语近似说法并驾齐驱, 与汉语文化不发生尖锐冲突。 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 异化的译法就很难融入汉语。以St1 V alen t ine’s Day为例, 其异化译法“圣瓦伦丁节” , 让人全然不知所云, 使“情人节”这个富于浪漫情调的节日变得黯淡无神, 最终还是被汉语所淘汰。异化主导论倡导的是异化为主, 也就是说, 译文中难免有些归化。而异化为主的译文一旦夹杂归化, 读起来就十分别扭。一向以归化著称的林纾, 归化中冒出个异化的“蜜月” , 曾令人拍手称道; 而在一向为异化论者所称道的卞之琳先生所译的哈姆雷特独白中, 异化为主调的译文中突然冒出“衙门的横暴” [10 ], 读起来很不舒服。由此可见, 中国文化翻译应当重视异化, 但不可以异化为主。异化为主极容易助长“异而不化” 的生译硬译之风, 给日渐繁荣的文化翻译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二) 移植: 异域文化的本土再生
面对悬而未决的归化ö 异化之争, 面对值得质疑的异化主导论, 重挑归化的大旗显然是行不通的。 此外, 在翻译论争中, 走中间道路也往往是费力不讨好。文化翻译真的非归化ö 异化莫属吗? 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 本文试图借用“移植”说法探讨文化翻译, 进而提出关于中国文化翻译走向的初步构想。所谓移植, 就是在充分考虑异域吸收能力的基础上, 尽可能地将异域文化保存在译文之中, 通过翻译使译语读者感悟乃至消化异域文化。在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这个基本共识之下, 传递异域文化已经成为译者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异域文化的传递并不一定必须异化, 尤其是国内翻译界所倡导的句法异化。异域文化的传递需要读者的努力, 但译者也不能据此推卸责任, 译者应当担负起跨文化桥梁的作用, 既不应将负担全交给读者, 也不应用改写或者阐释代替翻译。当代翻译理论认为, 翻译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制约的跨语际、跨文化交际活动, 各种因素之间要相互协调, 而要寻求适当的协调, 两极对立的归化ö 异化是行不通的, 而移植学说则只确立尽力保存异域文化的大方向, 不强行规定翻译方法, 探索保存异域文化的可行之路, 寻求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寻求异域文化的本土再生。文化移植的重要前提是充分把握本土文化的溶解能力以及异域文化的融入潜能, 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地对异域文化甚至陌生语言进行直译, 把原语甚至译者的个人意愿强加给读者, 也就是说, 陌生化的程度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 这是其与异化主导论的根本区别。与此同时, 移植学说以保存异域文化内涵为基本定位, 以保存异域文化为其要旨, 反对以迁就读者为名随意抹杀异域文化特色, 这是其与异化论相似的地方。移植的生命力在于, 它能够满足传递异域文化的需要, 又不至于使翻译走向生译硬译的极端, 在充分权衡翻译诸要素的前提下, 妥善处理保存异域文化与不负译语读者的关系。以当代美国诗人弗洛斯特《修墙》中的名句Good fencesmake good neighbo rs 为例。 若套用“井水不犯河水” , 显然有悖于原语文化; 若将其异化为“好篱笆带来好邻居” , 则会陷读者于五里雾中; 若归化为“墙高出睦邻” [11 ], 原语中的文化意象“篱笆”则荡然无存。笔者按照移植理论, 既保存异域文化, 又不负译语读者, 将其试译作“以篱为界, 邻里相安” , 不仅读者可以领悟其义, 而且原语的文化意象乃至句子长度都得到了保存。翻译是跨文化交际, 交际是目的, 跨文化是手段。跨文化不等于随意消除文化差异, 一味直译或者异化又与“跨”字相背离。翻译应当重视交际, 也不能无视文化, 为此, 移植而不是异化, 应当成为新世纪文化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主导。
(三) 移植: 冲破结构主义藩篱
归化ö 异化不适于作为文化翻译的主导, 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明显的两极性。 归化ö 异化之争只是国内翻译界两极论争中的一种, 国内的翻译论争之所以呈现两极趋势, 是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束缚分不开的。内容ö 形式、结构ö 意义、科学ö 艺术, 其实都是结构主义的产物, 结构主义的两极交锋之所以难分上下, 一是因为两者各有利弊, 二是因为两者争论的焦点往往不是同一种东西。你讲的是翻译实践, 我讲的是翻译研究; 你讲的是文化, 我讲的是语言。本该是文化翻译语境下的归化ö 异化之争, 也没有根本摆脱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束缚, 许多学者还是举着归化ö 异化的旗, 唱着直译ö 意译的曲。异化主导论的不可行, 与结构主义的束缚密不可分。在没有摆脱结构主义的束缚之前, 意译或曰硬译必将架着异化的躯壳大行其道, 而硬译的危害是早已被实践证明过的。
移植, 或者更为精确的文化移植, 可以有力地摆脱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束缚, 使翻译真正关注文化。移植理论的范畴比异化更为明确, 容易使人联想到文化, 而关注文化是摆脱结构主义束缚的必要前提;移植强调的是保存异域文化特色的方向, 倡导的是文化翻译的多元化, 只有实现多元化, 才能对翻译诸要素权衡考虑、优化组合, 实现跨文化交际的任务, 交际理论曾经为语言学界冲破结构主义藩篱开辟了道路, 将交际理论与文化理论有机结合的文化移植学说, 对于翻译界冲破结构主义藩篱将产生积极的意义。
其实, 移植一词在国内翻译界曾经被多次使用,可是, 自从 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 enu t i) 提出归化ö 异化概念之后, 归化ö 异化成为翻译界的热点, 移植一词逐渐被人淡忘。国内翻译理论论争之所以长期固囿于结构主义的两极模式之中, 是与亦步亦趋地追随国外理论分不开的。实践证明, 将fo reign izing method 直译为“异化”有些欠妥, 在现代汉语中, 异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生物学中的变异, 变异相对于遗传而存在, 因此异化应当是改变原本的东西。而作为翻译学术语, 异化的基本要求是保持原语文化甚至句法的不变。如此看来, 异化一词在汉语中所造成概念混淆对于翻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从概念本身的清晰性考虑, 用“移植”作为文化翻译术语更为妥帖, 更有利于翻译学界冲破结构主义而走向多元化。
参考文献:
[ 1 ] 王东风1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J ] 1中国翻译, 2002,(5) : 2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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