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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外宣翻译自身的特点表明,是译者所处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观操纵着外宣翻译的全过程,表现为一种被操纵的“改写”。英语毕业论文在很多情况下,若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性质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为基础,从四个方面阐明了“改写”在外宣翻译中的必然性,并强调这种改写在翻译中具有交汇中西文化、引领文学创新的积极作用,为有效实现外宣翻译的社会功能,“改写”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翻译途径。

[关键词]外宣翻译意识形态改写操纵

我国的对外宣传翻译工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和语言习惯(黄友义,2004)。黄先生认为,要做到“三贴近”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二是熟知外国语言习俗,防止落入文字陷阱,并建议按英国朋友格林先生话去做:“每一个从事对外宣传的作者、翻译、编辑,都应在他们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黄友义,中国译协网2005-10)。可以看出,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的提出,大多出于文本外因素的考虑,集中体现了政治和文化对翻译的介入。
勒菲弗尔也认为,“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并且“改写即操纵,并为权力服务”(Lefevere,2004a: preface)。这一“改写”(rewriting)超越了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体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 ideology)、诗学观(poetics),还有赞助人(pat-ronage)等诸多语言外因素,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王东风, 2003/5),始终操纵着翻译的全过程。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个层面的限制。他认为,“改写”并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泛指对原作进行翻译、改写、选编、评论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并指出,这些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对文学的操纵,使其“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按某一特定的方式发挥其功能”(Lefevere, 2004a: preface)。看来,翻译的过程实际就是一种被操纵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抉择是否符合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在很多情况下,“若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性质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这一表现可见于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Lefevere, 2004a: 39)。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不是绝对的,并且文本内与文本外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是辩证的统一。但据我们观察,大量的事实证明,外宣翻译中大多语言文字的修改和调整,并非出于文本内因素的考虑,而恰恰是文本外诸多因素直接介入和操纵的结果,集中反映出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倾向。基于这一事实,我们似乎可以说,外宣翻译较之其他类文本的翻译,其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相对而言却要绝对化得多,这是笔者在此要特别指出的。　　

一、翻译:被操纵的改写
实践证明,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而不是单纯语言层面上的技巧转换。用西方功能翻译理论的话来讲,是一种“跨文化活动”(cross-culture event)和“交际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并且从来就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诺德,2001: 1),这种目的性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倾向,因为“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从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王东风, 2003/5)。
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由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用Jameson(1974: 107)的话来说,意识形态由“规范人们行为的形式、习惯和信条构成,呈格栅状。”(Lefevere,2004a: 16,笔者译)而诗学形态则指一种文学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体裁、作品主旨、原型人物与情景、象征等等的总和( inventory),二是一种文学观念,即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或应该起到的作用。并且,诗学功能受制于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在文学系统内产生功能(Lefevere, 2004a: 26-27)。
而体现意识形态或权力(power)意志的赞助人,则对文学阅读、文学写作和文学改写以及翻译起着“促进或阻止” (further or hinder)的作用。赞助人通过各种管理机构,如学术团体、审查局、评论杂志、教育机构等等,至少对文学作品的发行(即使不是文学写作)进行控制,使那些关注诗学的“专业人士”俯首听命于赞助人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Lefevere, 2004a: 15)。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规定着译者采用的基本策略,为译者解决原语“论域”(universe ofdiscourse),也称为“文化万象”,即原文中的社会文化因素(socialcultural),包括客观事物、观念、原作者熟悉的社会习俗和语言表达( linguistic expression)方面的基本问题提供决策( ibid: 41)。
译者作为社会的一员,是不可能也不愿意违背“权力”的意志(除非他刻意去离经叛道),让违背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异域文化在其置身的本土文化氛围中获得“话语权”的。任何违背意识形态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其结果必然遭到“赞助人”或“权力”的“阻止”。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苏俄翻译文学的青睐与膜拜,文革期间对英美文学翻译的排斥和抵制,甚至于改革开放后对纯文学作品翻译的冷落和对英美畅销小说的热捧,都体现了“赞助人”的意志或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可见,“翻译并不只是一扇对另一世界打开的‘窗口’,或诸如此类一些人们笃信的常规说法。相反,翻译是一个开放的渠道,常常带有几分强迫,将异域文化的影响经由这一渠道扩散到本土文化,挑战本土文化,甚至颠覆本土文化”(Lefevere, 2004b: 2,笔者译)。
以《红楼梦》的英文翻译为例,其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830-1893; 1927-1958; 1973-2000 (陈宏徽、江帆,2003)。《红楼梦》英译本的文化地位也在英美文化多元系统中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过渡,从头至尾见证了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翻译的无形操纵:十九世纪落后而弱势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与西方的强势文化产生平等的交流而进入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因而,这一时期被Davis, Tom,Bowra和Joly分别译出的《红楼梦》四个英译本,“只被当做学习汉语的材料”,其翻译也“不在意小说情节的完整性”,“翻译形式便只是片段翻译”,“译文出版的形式极不正规”,可谓不折不扣的“断章取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同样进入不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此时《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王志良和王际真译本)仅仅作为具有“异国风情”和“传奇化情节”的东方文学形式处于英语本土文学的边缘,因此“美国出版商只考虑到英美读者对英译中国文学的大致期望,要求译者将小说改变为具有异国风情和传奇情节的单纯爱情故事”,因而其译本“主要关注宝黛爱情故事,是书商意愿和译者意图折中的产物”,是一种典型的“改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霍克斯、杨宪益两个《红楼梦》英译本的问世,《红楼梦》翻译才突破了西方意识形态长期的抵制和阻抗,正式进入英美本土文学领域,被他们誉为“世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而译者对原著的处理也由片段翻译、局部翻译进入全译,“译者的意图是充分再现原著不朽的文化艺术价值,因此,他们在译本中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内容”,使《红楼梦》这部中国文学巨著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向中心迈进了一大步(陈宏徽、江帆, 2003)。但是,“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诗歌比赛,在西文翻译中,这部分大多被删除”( ibid)。不言而喻,这又是东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碰撞的结果,是对抗之后对本土文化的妥协。
纵观中外翻译史,“改写”成功的翻译也不乏其例。不论是催化西方新诗运动的《华夏集》(庞德),还是让中国文化重生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