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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至明初，文学一直与政治存在紧密的关系，“晚清的‘救亡启蒙’叙述启蒙于‘士’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的翻译叙述”［1］，作为西学东渐的主角，传教士在输入西学中，中国各阶层“获致了来自泰西的近代政治理念”［2］，而“贯彻全程主流无疑是西方的民主主义和进化论”［3］。晚清输入中国的社会进化论首推斯宾塞，“从1895年到1908年，在清末各种报刊上先后出现了16种译介斯宾塞学术观点的作品”［4］，翻阅这些译介作品，可以发现《群学肄言》和《自由篇》是比较完整的斯宾塞中文译著。然而，我们在谈到晚清的民主思潮时，大多只提到严复《天演论》的广泛传播，而忽略了其他的译介作品。《自由篇》是选译自斯宾塞的著作Social Static（今译《社会静力学》），由医学传教士马林（Willams Edwards Maclin，1860-1947）与中国人李玉书编译，在《万国公报》连载发表。“《自由篇》对于中国官员们的巨大影响”［5］，目前看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译者对源语文本进行了改写，把“进化历史观当做是一种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理论”［6］，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民主思潮；二是译述中的西方政治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适应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理需求。诚然，这解释了原文本成功融入中国的重要因素，包括文本进入译入语文化语境的途径。因此，本文从译者主体、文化语境和文本间的相互联系，探讨该文本的译述与改写的文化调适策略。

一、译者身份的定位和价值观调适

在翻译活动中，“翻译家就是阐释者”［7］。接受是译者进行阐释必然却又无形的收获，再创造则是阐释有形的特征和结果。而理解可以说是译者对自己作的内向和无形的阐释，表达是译者对读者作的外向和有形的阐释。［4］作为清末明初的传教士，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定位，马林是以基督会会友的身份来华，以驻华教医的身份传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侵略使国人对所有外国人存在偏见，而宣扬“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医学传教士在行医中使中国人认识到他们并非全是侵略者。正如1924年一位传教士所说：“治病连同其它原因改变了中国人对外国人总的看法，以及对外国人商品和信息的看法”［8］。因此，他们对医学传教士区别对待。这为马林所译之书在中国的接受提供了可能性。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作为一种世界观，从本体论上动摇了传统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基础。基于进化论对于基督教的严峻挑战，直接对马林的神学价值观造成了威胁。因此，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马林在译述时企图在基督教与进化论中找到契合点，并利用进化论的理论要素构成进化有神论。细读译本不难发现，译者在阐述的过程中实时结合了基督教、上帝和斯宾塞的思想。“夫自由不过界，上帝之定理也”［9］19763“上帝意旨，于此成焉。彼藐视神力之人，胶执成金，谓世无一定之理，妄欲以人胜天……直操宰理万物之权，而自命为创造万物之主也，诚悖矣哉”［9］20483，译者保留了原文本的核心内容，并穿凿基督教神学思想于译述之中，实现了基督教教义与进化论思想的恰当调适。马林在译述物种进化的原因时并不是基于科学判断，而是依据宗教信仰，以上帝为依归，他认为物种进化的终极原因在于有机体的自由，而这种力量只能由上帝赋予，“上帝欲人得福，即欲人自由”［9］19407，在第二章“论体合”中说道“格致之人，最重体合。体合者，变化其体质，以求合乎与外境也”［9］19331，而观中国之实情，“人不能役物，而物反胜人”［9］19331，甚至“孙行者有莫大之本领，而一为佛压”，“惟借真神之力，与之抵御，乃可以免害。凡人能敬拜上帝，诚信耶稣，则一切之邪魔不能扰”［9］19331-19332，译者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中国民众“渐臻善境”，即可得以进化。所谓“体合”一章，便是译述斯宾塞原文“适者生存”的观点。对多数近代来华传教士而言，长期受西方宗教文化的熏陶，自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他们所信仰的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伦理价值观上，调适逐渐成为他们译书最重要的策略。如何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调合，是保证其本文在目的语接受的首要考虑因素。传教士所受教育及信仰决定了他们不会过多关心原作的表现形式，而是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如何在译语文化中发挥预期的作用。虽然当时的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和甲午之战的惨痛，正值社会变革之际，但国人主观认可的国家文化地位却是根植在对中国传统文学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的士大夫心里。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教士要将西方学术思想移植到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学术体系中，适应不同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传统，根据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习惯和接受程度，除了添加大量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还有选择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会通。译文“耶稣所谓己之所欲，勿施于人之道也”［9］19333，便是借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阐明自由之界限。又如“耶稣言，败子回头，亦谓畀之以事，使之力作”［9］20399。马林和第一次西学东渐的传教士们一样，为传教潜心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熟谙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和传教士本身的心理定势影响着他们翻译西学的接受和表现能力，把西方学术思想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学的框架内进行传播。马林作为医学传教士的身份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为他在翻译活动中的阐释意识提供了依据。原文本的价值观与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功调适，着眼于目的语的文本接受，是文本改写中文本与他者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

二、译述与改写的文化调适

《自由篇》的文化调适大致采用了两种策略：文本译述和文本改写。译者在序中就已阐明“述其大意，译以浅言，不求文之深，但求其意之显，使人共晓”。［9］19286在译述过程中，译者将于中国传统和国情不符的名词、实例均被删除，从而实现了源语文本形态的初步调适。再者，改写者为了适应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对相关内容进行删减、替换，为保证译本的接受效果而对文本立意经行调适。（一）文本形态的调适清末医学传教士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的中国环境决定了他们作为译者，会成为具有强烈干预意识的“阐释者”，用自己放入身份去理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思想，又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表达。原文每篇文章中都列举大量实例来论证每章的观点，马林将原文的27章删减为22章，其中有十一章一一别为新名，另十一章分别为“论地”、“论产”、“论妇女”、“论小孩”、“论国家”、“论国政”、“论贸易”、“论国教”、“论济贫”、“论群学”、“论契要”，与原文“The Right of Property”“TheRight of Women”“The Right of Children”“The Duty ofthe State”“The Limit of State-Duty”等相对应。译文采用了和原文同样的论述方式，每章节提出一个观点，加以实例以证之。译者以文化他者的立场，在译文中新增了“论理益”、“论体合”、“论用才”、“论观感”四章，强调“篇中首言理益之辨，次明感通之由，而以用才为率性之端，以体合为进化之本。然后夹杂各事以证之”。［9］19285-19286译本提炼了斯宾塞“任天为治”、“适者生存”的观点，对文本的外部形态进行调适。译著以“一定之公例”——“人欲自由，当以他人之自由为界”［9］19286为理进行论述，即斯宾塞原作第九章“first prici-ple”（第一原理）——“if men have like claims to that fee-dom which is needful for the exercise of their faculties，rhen must the freedom of each be bounded by the simi-lar freedoms of all”。［10］“自由”一词，在甲午战争后，更是中国有志之士和民众内心的呼唤。除了译者本身信仰与斯宾塞的进化论有大抵相悖之处，马林并不完全苟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故文中加入了自己的见解，“自由为天生之权利，人得自由实乃天下之公理、万事之常理”［9］19407。所以，国家没有权利夺民之自由。“国家之意，本欲使人人自由，用其才而得其福。权势威福，非其事也。故无论何国，皆保其群人不受患”。［9］19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