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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译自翻译活动存在以来就备受译界的关注,古今中外,任何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至少都有两个以上的复译本。鲁迅在《非有复译不可》中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复译的必要性和作用: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就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有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出现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防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近于一种完全的定本!〔1〕289-300
复译的目的是不断提高译文的质量,顺应文化发展的趋势,使译文在语言和形态上不断趋近原文的本质。然而鲁迅的假设“(使译本)成功近于一种完全的定本”却受到了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挑战,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大致意思是:任何作品一旦翻译成另一种文字,那译本不论是多么成功,多么家喻户晓,其“寿命”也只应有50年。
虽然50年说得太过具体,却说明了原文本具有开放性,其意义永远不可能穷尽;而且读者的审美情趣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些都要求出现不同的译本。另外担任复译工作的译者,首先是读者,最首要的任务是阐释和理解,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新科学的不断涌现,人们阐释一部文学作品的方法也不断丰富,认识也不断加深,而基于这种新的认识,新的理解,自然就可能出现新的翻译。正如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HansRobert Jauss)在《作为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一文中所言:“对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观察者来说,文学作品并不是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的客体,并不是一座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是一部乐谱,时刻等待着在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响”。一位西班牙和葡萄牙语的翻译家拉瓦萨(Gregory Rabassa)也声称原作可流芳百世,译作可不然,古书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译。前辈译者的选择已不合时宜,而我们后辈就得重新推敲〔2〕。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翻译进入全新的研究领域以来,复译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一.　后殖民语境下复译的必要性
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问题系(the problematic of translation)成了引发有关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诸多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所。〔3〕后殖民研究视角给我们的启示是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简单的语言意义层面的机械转换过程,而是与帝国、政治、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等外围因素紧密联系的一个力量较量的场所。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走向了成熟。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其目的是要消除西方权力话语的霸权地位,消除本质主义的“中心”,超越东西方文化对抗的基本立场,形成东方与西方对话、互渗的新型关系〔4〕10-17。尼南贾那认为翻译始终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者总是通过翻译来使民族、种族语言之间的不平等永久化。
孙会军在《普遍与差异》一文中也指出“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两种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实力不平衡的反映。……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气候下,超级大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等文化的殖民手段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从翻译中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差异,存在着掌握权力的一方对无权者的征服和控制。”〔5〕殖民时期的翻译为殖民统治服务,即强势文化的译者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上,对原作进行改写以迎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情趣,这样产生的透明流畅的译文表面上声称忠实于原文,实则起着“遏制”殖民地文化、使殖民地人民臣服的作用。或许殖民者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真实的他者形象,只需要一个根据自己的需要构造出来的虚幻,作为他们关照自我、理解自我的参照物。与翻译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权力关系和历史性不应该被忽略,该视角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6〕。因此,复译在后殖民阶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殖民者用来再现殖民地的各种译文的机会。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一句至理明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值得过的生活。”
复译在后殖民时代的功用不仅是提供质量更好的译文和迎合不同时期读者的审美期待,而是作为可用于推进解殖民化进程的工具。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是殖民地人民获得自由独立的动态过程。
由于历史影响无法根除,解殖民化就意味着在摆脱殖民状态的同时,逐渐抛弃殖民主义的文化或精神遗存,将其融入到彻底转型后的社会形态之中〔7〕110-120。即弱势文化通过对强势文化压迫的抵抗,以达到改变过去遭压抑和无声的文化地位的目的。翻译作为文化交往的一种形式,虽然无法彻底改变不平等的文化交往的现状,但无疑能对文化的解殖民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8〕。复译就被赋予这样一种新的历史使命,通过重新翻译弱势文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他者文化。
在殖民时期,强势文化通过翻译对弱势文化文本中的异质因素采取排斥的态度,以求保持处于强势文化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带着自己的历史印记来重新解释被殖民的经历,在历史废墟中挖掘殖民以前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试图用民族主义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来重新书写带本民族属性的文化,唤醒本民族人民的文化记忆,强化本民族的文化身份〔9〕。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肩负的文化历史使命是让本民族的特色文化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复译则是重现弱势文化中的异质因素、对强势文化进行抵制和反抗的有力武器之一。

二.　复译的解殖民议程
“议程”是当代文化研究中一个常用的关键词,一般是指译者在选择特定的外语文本并采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时所要达到的文化政治目的。解殖民是处于弱势文化的译者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自觉地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的过程,我们回应此吁求的做法之一便是复译。然而简单地把译文或历史翻转过来不一定正确,幻想着回到源头,找回没有受殖民主义污染的纯真年代,同样是不现实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对根源(origin)的看法中认为没有纯粹的、自成一体的意义之源和历史之源,真正的源头不可得。因此后殖民时代的复译不是要指出殖民时代翻译的谬误之处,也不是提供完全正确的译文,而是要揭示强势文化对文化他者的操控,证明被强势文化压制的弱势文化中异质因素的存在。复译是一种回忆,一种再现真实历史的回忆。
韦努蒂在用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反对英美文化霸权的议程中,提倡用异化的翻译方法。他提出在文本选择上要选取那些文本特点不同于本国(英美国家)文学准则的外国文本,在话语策略上,要不同于国内话语的主流等级划分。韦努蒂是站在帝国内部对帝国的文化霸权进行反击提出的此项议程。那么在后殖民视阈下,复译的解殖民议程应选取怎样的文本和怎样的翻译策略呢?
回顾历史,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输入输出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在某种程度上,强势文化在更多的情况下总是把自家的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出。强势文化中的译者会选择巩固本土主流价值观的文本,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合编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就说到:“欧洲的规范一直支配着文学作品,那些规范确保只有某些文本,那些不与接受文化相异的文本才被翻译。”〔10〕在与西方强势文化对照中,弱势文化存在着自卑心理和有意无意的自我贬低心理,从而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帝国文化,强势文化的文本受到了推崇而本民族的文本却遭遇冷落。不难看出:不管是在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中,强势文化的作品都受到译者的青睐,特别是影响力最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