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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横跨民族学与翻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我国民族文学文化典籍的英译研究长期处于近乎空白的边缘学术地带。有鉴于此,选定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阿瑟·韦利英译本作为个案,拟对其翻译目的、翻译特点和翻译效果进行综合考察,英语翻译以期在研究《蒙古秘史》英译状况的同时引起学界对于民族典籍翻译(尤其是外翻)的重视。

关键词: 蒙古秘史; 阿瑟·韦利; 民族典籍; 翻译研究

引言

作为杰出的少数民族文史巨著,《蒙古秘史》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突出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中国社科院杨义研究员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2000)一文中称赞此书:“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由于其特殊的魅力和价值,该典籍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目前,有关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600多年来,它的流传和研究遍及多种文字,仅英语就出现了7种非全译和全译本,这当中就有著名的阿瑟·韦利译本。

对于《蒙古秘史》这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典籍,翻译界对有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更没有联系到典籍翻译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民族学界对它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和蒙古文献学领域,对其翻译研究价值还未引起应有重视,对其英译研究更是少有问津。有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这样一部经典译家译作的研究空白,并有感于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式微状态,笔者拟聚焦于《蒙古秘史》的早期英译阶段,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阿瑟·韦利英译本展开微观评析,并由此个案研究兼及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以期为典籍英译乃至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

1.《蒙古秘史》及其早期英译

《蒙古秘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记载成吉思汗孛尔只斤黄金家族出身和家谱的古书。多数学者认为其原文为畏吾体蒙古文。《蒙古秘史》成书后,身为统治者的黄金家族将之视作“祖传家训”,秘不外传。直到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命翰林编修火原洁和马沙亦黑等以汉字音写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译和总译,以供学习蒙语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珍颜。遗憾的是,这部奇书其后就只有汉字音写本传世。由于畏吾体蒙文原本早佚,我们今天看到的《蒙古秘史》由三部分组成:正文、旁译和总译。正文大字是用汉字音写的蒙语原文,旁译是附在正文每个词语旁的逐词训诂解释,总译则是指正文后面直译大意的汉译文。为了研究方便,学术界对其做了282节的学术分节。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译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它是明廷译官在翻译后加上的题名。本文一般使用前者。①作为一部旷世奇书,《蒙古秘史》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其英译本先后涌现,在西方逐渐成为译本最多的语种。早期的《蒙古秘史》英译主要是节译和改写。最早出版的英译本就是由印度的孙维贵(WeiKwei Sun)于1957年节译完成的,起初发表在《中世纪印度季刊》上,后由印度阿利加尔(Aligarh)大学历史系出版成书。它未参照蒙文,是针对汉语总译(除第278节外)的一个英译,附有作者的简单注解。这个译本实际上是孙维贵提交给印度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的博士论文《蒙古王朝秘史(元朝秘史)》中的第二部分。虽然是《蒙古秘史》的首个英译本,但它影响并不大。著名蒙古学家约翰·R·克鲁格撰文批评:“尽管孙博士的著作可适用于渴望对《蒙古秘史》有总体介绍的英语国家学生,但它却未能利用蒙古学专家的主要著作,这严重地局限了它的有用性。”(Krueger, 1961: 445)可见,作为英译发端,译本在翻译形式和价值上还是极其浅显的。

美国的包国义( nensecen,乌云斯钦)在1965年发表于《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58卷的《〈蒙古秘史〉研究》一文中对《蒙古秘史》卷九进行了拉丁转写和英译,他的节译反映了旅居海外的蒙古族学人在《蒙古秘史》译介初期所做出的努力。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节译改写本是阿瑟·韦利(ArthurWaley)的译本。韦利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颇有研究,他因翻译中国古典典籍和诗歌而饮誉世界,其译诗对埃兹拉·庞德等人有很大影响,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963年,阿瑟·韦利根据汉语总译翻译了《蒙古秘史》的故事部分,并将译文收入《蒙古秘史及其他》(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一书,由George Allen&Unwin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全文除用括号标出必要的解释外无任何脚注,基本上属于摘译。由于韦利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这个译本影响很广,并在《蒙古秘史》的英译史上成为独具特色的一个译本,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2. 阿瑟·韦利的翻译目的探析

20世纪以来,国际秘史学研究涨潮,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蒙古秘史》的重大价值。到60年代时,欧洲主要国家都有了用自己语言翻译的《蒙古秘史》译本,而在西方英语世界尚无完整的英译本出现,著名的柯立甫英译本又长时期隐而不发,《蒙古秘史》英译的空白迫切呼唤有译者先贤来填补,向西方广大读者介绍这一蒙古民族的伟大典籍。同时,英美等国的《蒙古秘史》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研究的基础状态自然会影响到翻译诠释的深度,而争鸣和商榷的气氛则使得多角度多侧面的《蒙古秘史》解读兼容并蓄成为可能,这从客观上为韦利文学性译本的出现提供了大的语境。而韦利作为知名的文学家、汉学家,面对《蒙古秘史》这个文本,首先敏锐地感触到了它的文学价值。他自认“蒙语我虽然学了近30年,却远算不上蒙古学家”,因此,语言上两相比较,他自然觉得从汉语总译入手,“但经常参考蒙文部分”是一种相对比较便捷和保险的翻译操作方式。(Waley, 1963: 7-8)于是,根据汉语总译译出,作为大众文学读本的韦利英译本《蒙古秘史》便应运而生了。

然而,韦利英译本所呈现出的样态更直接的是受到译者对文本的认识观和翻译目的主使。60年代时,西方学界对《蒙古秘史》是文是史的文本性质还存在着较大分歧,韦利对此持鲜明的纯文学观点。他在译本前言中称:“不同于一些学者,我认为《蒙古秘史》的历史价值几乎为零,我在这里是把它作为传说故事而不是历史来呈现的。”(Waley,1963: 8)的确如此,在译文中,他只选择了原文的故事讲述部分,并由衷赞叹道:“这些是世界上存在的最为生动的原始文学”。(Waley, 1963: 7)应该说,韦利的这种纯文学观是片面的,他没有认识到这部典籍的珍贵历史价值。然而,在当时对《蒙古秘史》史学研究的几乎清一色的绝对倚重中,彰显其文学价值对于纠偏矫枉,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蒙古秘史》是有特殊意义的。

同时,不得不承认,韦利选择《蒙古秘史》来翻译是存在着一定的猎奇心理的。这部《蒙古秘史及其他》是韦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书,具有杂集性质,其中收录了韦利多年从事远东研究的译文(包括译自汉语、阿努伊语、叙利亚语等的故事)、文章、广播稿以及自己的创作等。在这部文集的一篇广播稿《中国戏子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觉得我关注过去的一些离奇故事,应该对工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其他一些现在流行的具体活动给予更多注意。作为回答,我只能说,在这些故事中我发现了美和(从深刻的意义上说)真的印迹,它们把我吸引了过去。别处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它们一样,而工业化的遗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火地岛都是一模一样的”。(Waley, 1963:88)可见,在韦利看来,吸引他的是一种迥异于他所习以为常的西方工业主义传统的特质,因此,《蒙古秘史》也好,其他故事也罢,韦利都是作为新鲜的异族故事来讲给西方读者听的。

当然,这个读者概念不是空泛的,韦利英译本对于目标读者有着清晰的设定。他说:“《蒙古秘史》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被研究的,由一些学者讲给另外一些学者听,因此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