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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互文性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相关论文中不同译者的策略选择。互文性因素对译者所用策略的影响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前人成功策略的学习与吸收；二是出于“影响的焦虑”而对前人所用策略的逆反与创新。以Gone with the Wind的复译为例，对不同译本所用的策略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互文性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互文性；翻译策略；影响的焦虑

翻译的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性质使其能汇聚、容纳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派的各种理论，如政治经济学理论，接受美学理论等，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相互借鉴的状态，为自身的理论建构和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如今，翻译理论的大家庭里又多了一个新成员，那就是属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当然，要运用这个理论来研究翻译活动，首先要对该理论本身以及它在翻译领域中的应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一、互文性理论与翻译

互文性这个术语是法国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iva)在1969年首先提出的，用以指各种符号系统的互换。后来，它被运用到文艺批评等领域，并逐渐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狭义的互文性则是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1］72。这种文本间的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文本在语言、文学、文化、政治等不同层面与其它文本相互指涉、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流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可以说，任何一个文本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其它文本，它自身也会成为后来文本的参照。美国文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甚至指出，根本就没有什么文本，只有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2］3。互文性理论后来被引入了翻译研究领域。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移，一个文本和另一个文本的替换，其间不断出现某种意义的补充、替换、撒播、增殖，甚至不同程度的误读，形成一种“增益”或称“添补”的互文性转换活动［3］54。这种互文性转换活动的主体是译者，他与原文本及其它文本的作者，尤其是其它翻译文本的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冲突、妥协、模仿或逆反的关系，使翻译活动在语言、文学、文化、政治等层面成为一个学习与吸收、逆反与创新的互动过程。互文性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丰富了翻译理论，对指导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有意识地实现语言、文学、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的互文转换也很有意义。因此，翻译中的互文性研究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已有一些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中的互文性因素，并用它来分析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例如，秦文华通过探讨不同语言、文化的互文作用与翻译的内在联系以及互文运动在翻译中的模式和作用，揭示了翻译在语言、文本、文化、思维等层面的互文性质，呼吁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以及翻译批评的人们用开放性的眼光来认识翻译文本的互文性［3］；周红专则分析了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时所体现的各种翻译间性，即互文性，并指出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实质上是翻译的主体间性、文本间性、文化间性等交流对话的结果［4］。

二、互文性因素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影响

这里所论的互文性是指狭义的互文性，即一个文本与存在于其中的其它文本在语言、文学、文化等层面相互指涉、补充和交流的关系。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不同翻译文本之间就象其它文学文本之间相互影响一样，往往也存在着紧密的互文关系。具体到翻译策略的互文影响上，表现在一个译者翻译过程中对其他译者所用策略的学习与吸收或是逆反与创新上。在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往往会充分研究、学习前人的翻译策略，努力吸收其成功之处。例如，清末民初的翻译学家林纾、傅东华等人采用比较自由、归化的手法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来的译者争相仿效，归化译法蔚然成风。而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等人则大力倡导异化策略，并身体力行，该时期的许多译者亦纷纷借鉴，异化翻译策略盛行一时，许多新的词汇、语法和文学表现手法得以引进，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互文性因素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译者对前人成就的学习与吸收，而是常常体现在译者对前人所用策略的逆反与创新上。哈罗德•布鲁姆在论述诗的影响，亦即诗人间的相互影响时曾经指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个诗人促使另一个诗人成长”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强者诗人会因为用别人的东西而产生强烈的负债的焦虑感，诗的影响实际上已经成了诗人的焦虑。这种焦虑甚至会使有的诗人因害怕失去自己的独创性而拒绝阅读前人的作品。美国诗人斯蒂文斯就明确表示，“我总是有意识地不去阅读象艾略特和庞德那样著名的诗人的作品，以免从中吸收任何东西，哪怕是无意中的吸收。”［5］7然而，前人的影响并不一定会削弱后人的独创力，相反，这种“影响的焦虑”常常会激发后人的创新精神，促使他们努力求新求异，使自己的作品突破前人的局限，挣脱传统的桎梏，发挥出更大的创造力。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翻译活动，而且在文学作品的复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显。一位态度认真、负责的译者，在对某一作品进行复译时，总是会尽量采用与已有译本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策略，以期产生“独具特色”的创新译本。例如，在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作品Gone with the Wind的复译中就充分体现了互文性因素对翻译策略的影响。Gone with the Wind一书首先由傅东华在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成中文并大获成功———继此，改编成电影《乱世佳人》，在当时的中国再一次引起了轰动，并且至今仍然深受众多读者的喜爱。受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的传统翻译手法及其它一些因素的的影响，傅译本采用了很典型的归化策略，被称作是“‘归化’的极端例子”［6］59。20世纪90年代以来，米切尔的这部作品又陆续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中译本。这些后译本除陈良廷等人的1990年译本外，基本上都沿用了傅译本的书名《飘》，在具体的翻译手法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前译本的互文影响。例如，戴侃、李野光、庄绎传三人在1990年合译的版本就在很多地方学习、借鉴了傅译本的翻译策略。首先，它直接沿用了傅译本的书名《飘》以及其中四位主要人物的名字思嘉（Scarlett），（艾）希礼（Ashley），媚兰（Melanie），瑞德（Rhett），对Scarlett家里的黑人女佣的称呼Mammy和黑人们的自称Ah等也都照傅东华的译法分别翻译成“麽麽”和“俺”。而它对其中一些文化成分的处理也保留或模仿了傅译本的归化手法，用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来翻译，例如：原文说Mammy是“Ellen’s mainstay,the despair of her threedaughters,the terror of the other house servants.”［7］24戴侃等人对其中的mainstay保留了傅译本中的用词“左右手”，despair和terror则分别被译为“煞星”和“阎罗王”，虽然与傅译本中的“眼中钉”和“雌老虎”用词不同，但都是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的比喻，都属于归化策略。当然，互文性因素对戴侃等人的译本以及其它后译本的互文影响还体现在它对前译本所用策略的逆反与创新上。“影响的焦虑”促使戴侃等后译者在文本内容、语言表达、文化成分等的处理上努力采用不同于傅译本的策略，设法使自己的译本具备自己的特色和价值。
（一）对文本内容的处理傅译本对原文中的许多次要情节和景物、心理描写及分析等进行了删节，如第3章中关于GeraldO’Hara来美国的原因的解释以及对Ellen家族和Savannah地理、风土人情的介绍、第20章Scarlett对Atalanta毁灭的感慨和回忆等多个部分，对此，戴侃等人的译本则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文内容。
（二）对专有名词和语言表达形式的处理在专有名词的处理上，傅译本采用意译和音译结合的方法把书中绝大多数的人名和地名译成颇具中国特色的人名和地名，如Scarlett O’Hara,AsheleyWilkes,Melanie Hamiltion等被译成了郝思嘉、卫希礼、韩媚兰、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