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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s uttermost bound；And yet at earth's uttermost bound，Where can a fragrant burial mound be found?”既准确翻译了意思，又兼顾了声音效果，使用了“bound，mound，found”，读起来琅琅上口，从声音效果来看，杨译比霍译还略胜一筹。在杨译的 48 行“But who will bury me when dead I lie?”中进行了巧妙的倒装，将“when I lie dead ”倒装为“when dead I lie”，既与第 46 行末尾的“I shall die”合韵，又增加了诗歌的韵味。杨宪益本人就能做很好的中国古诗，诗人译诗更能传达原诗的音美和形美。因此，用诗歌翻译的“三美”论来评析杨译可见杨先生并没有因为“信”而不“顺”，而是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甚至比霍克斯归化的译法还略胜一筹，可以说，采取异化的策略来翻译中国古诗也是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的。
三、译者的目的性
（一）文化身份和目的论
分析译者的目的性我们不得不谈到译者的文化身份：杨宪益是中国人，“在外文局工作，是政府公务员”，肩负着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任；而霍克斯是英国人，在英国的汉学界享有权威地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了译者翻译的目的：杨宪益的目的无疑是向西方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宣传和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学；而“霍克斯为了翻译《红楼梦》辞去了牛津大学教授的职位”，所以他的翻译动机主要是满足个人爱好，把中国古典文学引入英国，他的读者主要是英语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因此他比较“着重译文的艺术性、戏剧性和娱乐性”［5］。而译者的目的又进一步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采取的策略，正是基于两者不同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目的，杨宪益和霍克斯才分别采取了以源语为归宿的异化翻译策略和以译入语为归宿的归化翻译策略。
（二）翻译的异化观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从后殖民的角度探讨翻译。他指出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身，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因此根据异化翻译策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6］。
从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可以借鉴吸取的是，我们在进行《红楼梦》等典籍英译的时候应尽量准确地传达中华民族的文化，弘扬我们的文化个性，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组成成分。不能因为沟通而使我们的文化衰弱或消失。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立足于民族文化平等的立场上传递信息，传播文化。可以说，在文化融合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