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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 3 大问题之一，译学研究领域对于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人类思想具有同一性，认识和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而且，任何一种语言的意义都打上了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印记。”［1］(P140-141)也就是说，虽然人们身处于世界的不同区域，语言形式千差万别，但由于生存环境、生理结构、客观认识等宏观层面上具有普同性，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人类几千年的翻译史以及借助翻译传播、建立和发展的璀璨文明正是翻译可译性存在的有力依据。然而，古往今来，不少学者、译学家也曾对翻译可译性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在中国，唐朝高僧玄奘在翻译梵文佛经时曾提出“5 不翻”原则，其根据正是看到梵文与汉文之间差异对翻译的局限。钱钟书先生也曾说过：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2］(P267)。由于各民族在语言结构、表达方法、思维方式、文化内涵上各具特色，形式迥异，这些客观差异也就造成了语际间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甚至是不可译。 显然，以往研究多通过原文与译文的比较，以忠实的标尺来评判可译性存在的客观基础。这种表面上坚持了客观主义的做法，却可能忽视了翻译活动中其他英语翻译论文因素尤其是译者的参与，因此难以调和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矛盾，也容易陷入原文中心论或译文中心论的思想桎梏之中。实际上，翻译是一种不同语言间的语码转换或文化传播行为，是不同背景下国家或民族实现顺利沟通与良好交流的保障，是人类对外交往的桥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实践者和执行者，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面对译文与原文间无法回避的客观差异，译文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译者。基于此，本文尝试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理念运用于微观文本的可译性问题研究，从译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不可译向可译转化的可能性。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译学研究

一直以来都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质。翻译最先被定义为一项双语转换活动。特别是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以语言学的视角来探究翻译理论和实践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于是，人们融合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将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相关因素纳入翻译研究范畴，致使译学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进步和生态意识的深化，人们顺应全球生态思潮的发展，借助自然科学理念，译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方向，即自然生态学转向。由此，翻译适应选择论应运而生。（一）理论概述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础。它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汰弱留强”“适者生存”自然法则来分析和描述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其中“译者为中心”是其核心理念之一。翻译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3］。“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4］。（二）对可译性限度研究的启示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于人文社科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来指导翻译实践，拓展了解读可译性问题的思路。首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得以突显。他们既是原文的消费者，又是译文的生产者，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确立译者的中心地位，有利于找到原文与译文两极的平衡点，避免了二元对立的极端化倾向。其次，译文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产物，没有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就没有译文。译文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翻译行为的实施者和翻译过程的主导者。因此，从译者角度研究可译性是合理且有意义的。再次，自然界生命体的成长必须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译者译文的生存状态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接受环境的选择或支配。这为不可译向可译的转化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与不可译向可译的转化

可译性限度是指可译性受到的局限或限制。中西学者们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其进行分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对“不可译”的分类，即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他认为：语言本身的差异是暂时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而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可译，称之为绝对的不可译［5］(P136-143)。中国学者田庆芳进一步比较了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指出前者比后者会引发出更复杂的状况，而后者比前者更具操作性和可转换性［6］。原语与译语的差距，无论在语言层面还是文化层面，是造成可译性的客观障碍，每一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必须面对这些问题，不同译者处理困难的能力各异。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可以说，译者通过对翻译生态环境因素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影响译文的品质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不可译向可译的转化。（一）语言维转换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3］。”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各民族有各自的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已的语音特征或文字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限度是由于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所引起的，它包括语言文字结构障碍、惯用法障碍、表达法障碍、语义表达障碍等［7］(P117-138)。诸如“扯胡子过河 ——谦虚（牵须）过度（渡）”“狐狸吵架 —— 一派胡（狐）言”等汉语歇后语，由于运用了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风趣俏皮又富有感染力。然而，对于译者而言，语义层面的对应并不困难，语音层面的特色却可能在语际转换中消失，这对译者能力才是最大的考验。现实中，译者不断地努力以求逾越语言差异鸿沟。译者的双语转换水平直接制约着原文在内容、形式乃至声音上的可译度。诗词以凝练的语言、严格的韵律、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为特征，从古自今都是人们极为欣赏和推崇的文学创作方式。因此，翻译诗词的复杂程度也可想而知。例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句词来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声声慢》。它以开端一连串的叠字为特色，短短三句，一种愁苦而凄厉的氛围立刻笼罩全篇，令人屏息凝神，欲罢不能。译文 1. Seeking, seeking,Chilly and quiet,Desolate, painful and miserable.［8］(P158)译文 2.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9］(P53)音律是语言系统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也是翻译的难点之一。汉语诗词以声的强弱和调的高低来体现语言的平仄格律，这正是英语语言所缺乏的，即便以英文诗歌的音步、重音等方式来替代，所传递的音律效果常常会大打折扣。译文 1 遣词用字准确精练，在意义上基本与原文一致，美中不足是音韵方面欠缺考虑，淡化了原语所蕴含的冷清寂寥的意境。译文 2巧妙地用英文双声和头韵方式代替原词牌的仄韵体，摈弃“寻觅”字面之意的约束，弃“形似”而求“神似”，以七个形容词对应原词中的七组叠词，层层递进，最后一字“dead”更是将绝望无助的情绪推向最高处，将词人晚年百无聊赖、孤独寂寞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谓上乘之作。可见，译者对恪守音律与表达诗意的转换能力直接影响着诗歌的可译程度。然而，二者兼顾并非易事。（二）文化维转换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3］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它受文化的影响，是文化的反映，离开了文化，语言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反之，语言是文化的传播媒介，文化根植于语言，离开了语言，文化也难以传递出去。因此，关注语言对翻译可译性的影响，必然不可忽略文化所起的作用。文化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全球性和区域性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国家间或是人民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增强，然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依旧不可避免。文化意象的传递就是难题之一。作为一种凝聚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