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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是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翻译主体间性多年前就被引入国内学术界，学者们对谁是翻译主体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过多关注，导致了对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研究的缺乏。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如何和译者主体共同作用于译本? 什么因素影响了作者主体、译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的关系? 就此问题，通过对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的《论读书》的两个中文译本( 分别由王佐良和曹明伦所译) 展开深入对比分析，探究影响作者和译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在此并不探讨译文的优劣，只是为了找出造成这两个译本差异的原因。

一、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现代哲学发展历史趋势的产物，它在消解传统哲学的超验主体中心理性和克服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揭示出人与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之间的相互生成、相互参透、相互依存的交互主体关系”; 胡塞尔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趋势的具体体现: 哲学上的主体间性转向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走向具有一定的建构意义［1］( P7)。 英语翻译论文翻译主体性研究是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的过程，无论是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还是译者中心，“反映的都是狭隘的个体主体性，忽视了人作为主体的社会性一面”［1］。作者中心论过分强调原作者的地位，神化了原作者; 文本中心论提出对文本的客观化分析，但是忽视了整个过程中译者和读者的作用，将主客割裂开来; 译者中心论则过分凸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导致过度诠释文本。这三种中心论集中反映了主体研究的困境，于是学者们另辟蹊径，提出了主体间性。在国内，最早对翻译主体做出界定的是杨武能先生，他认为译者的主体地位是首要的，作者和读者虽然对译文也有影响，但是仍居于次要地位［2］( P12)。许钧则将译者视为狭义主体，作者和读者归为广义主体［3］( P11)。随后又发文阐述了在译者为中心的基础上，作者、译者和读者对译本产生的综合 影响［4］( P290)。陈大亮则跳出翻译主体性研究，提出研究方向应是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他认为尽管学术界对译者主体性的讨论已经很多，但是缺乏对作者和读者主体性的研究，呼吁学术界关注各个主体的表现［1］( P3)。在翻译日益成为一种重要交往行为的今天，在翻译中深刻理解翻译主体间性的问题意义深远。翻译主体间性的问题不仅体现在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译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关系上。只有处理好这多重的主体间关系，才能有成功的、出色的翻译。

二、《论读书》两个中文译本的案例分析

王佐良和曹明伦都翻译过《论读书》一文，但是两个中文译本存在很大差异。从翻译主体间性的角度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需要从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关系这两方面分析。( 一) 作者和译者的关系首先从遣词方面看，王佐良使用了七十一个文言虚词“之，其，者，也”，而在曹明伦的译本中多使用现代汉语，其间偶尔有文言虚词出现。弗朗西斯·培根在《论读书》一文中大量使用了很多有别于早期现代英语的古典词汇，其中还穿插使用了一些拉丁文。王的译本和原文的风格较为一致，古汉语和拉丁文在保留古典风格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曹的译本较容易被当代人理解，但是风格上和原文有些不似。王佐良译文: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曹明伦译文: 读书之用有三: 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原文中培根用三个名词简洁明了地表达了读书的三个境界，在王佐良的译本中他用三个动词“怡情”、“傅彩”、“长才”近乎传神地用中文再现了原文的文风和意义; 而曹明伦则花费了较多的笔墨阐明了读书的奥妙。王的译本不能不归功于其深厚的文言功底和英文造诣。王佐良生于民国时期，国文造诣较深，幼年又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为其后来的英语语言能力打下基础。相比，曹明伦作为一个成长在新中国的翻译家，文言功底不及王佐良深厚，但是其译作的语言更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王佐良译文: 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曹明伦译文: 正如古人所云: 学皆成性。《论读书》属于一篇学术意味或者说教育意味深远的议论文，培根引经据典，在文中引用拉丁文阐释读书的道理，而拉丁文的使用也为其文增添了一笔浓浓的学术色彩。王佐良的译本运用中国四字句式，将原文的学术氛围和古韵古风较好地传达给了中国读者; 曹明伦的翻译前半句非四字句式，后半句照顾到原文的意境，翻译出了朗朗上口的四字句式，但是整个句子稍显松弛。其次，从句子结构上看，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系统存在差别，直译不仅会带来翻译腔，同时也改变了原文的意思。王佐良认为译者应该“艺术的再现和加强原作的写作风格”来吸引读者［5］( P159)。曹明伦也认为在译文的语言表达上，“神似”是“形似”的基础［6］( P163 －164)。因此，两位译者本着忠实于原文的原则，根据汉英两种语言的特点，通过一些翻译技巧对原文部分句子结构进行重置。王佐良译文: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曹明伦译文: 读书可使人充实，讨论可使人敏锐，笔记则可使人严谨。原文的句子若是直译，便译成“读书成就出一个充实的人，讨论成就出一个机智的人，笔记成就出一个准确的人”，这样的译法，显得很拖沓啰嗦，与整篇文章简洁明快、言简意赅的文风很不相符。英语语言和汉语语言是两个语言系统，英文中的表达，有时照搬到汉语中就达不到原文的效果。因此，为了真实地表达原文风格，王佐良和曹明伦改变了原文句子结构，重新组织了这句话。他们将名词词组改为动词，分别用“充实”，“机智”( 敏锐) 和“准确”( 严谨) 代替原文的三个名词词组。这种转换既避免了译文的不通顺，也传达了原文表达的信息。再次，在源语文化词保留方面，尽管原文中有一些外来词可能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但是直译出来也能被理解。出于保留外来文化特色的考虑，两位译者保留了源语中的用词。王佐良译文: 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曹明伦译文: 有些书还可以请人代阅，只取代阅人所作摘录节要; 但此法只适用于次要和无关紧要的书，因浓缩之书如蒸馏之水淡而无味。“蒸馏水”一词原本来自西方，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和进步的产物。随着国家间交往的加深，人们对“蒸馏水”一词也不再陌生; 另外，即使两位译者均将其直接翻译成“蒸馏水”，中国读者通过阅读上下文，也能够理解这一外来词的意义。( 二) 译者和读者的关系有经验的译者在翻译之前会先了解目的语读者，因为他们才是译文的接收者和检验者。王和曹的译本都很重视目的语读者的期望。首先，四字习语能够很好传达中国文化的精髓，充满美学意境和表现力。王和曹的译本中都使用四字习语拉近译本和中国读者的距离，让译本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王佐良译文: 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 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 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曹明伦译文: 怡神旷心最见于蛰伏幽居，增趣添雅最见于高谈雄辩，而长才益智则最见于处事辨理。王佐良的译本创作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和今天的中国相比，在文化交流上还相对缺乏，对外国文化接受得也较少。因此，王佐良的译本中使用了很多中国四字习语，如“独处幽居”、“高谈阔论”和“处世判事”，表达了一种诗歌特有的韵律美。而曹明伦的译本中，尽管也有四字习语的使用，但是语言相对较为松散，如“而”和“则”的使用。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秉持着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开放的态度，不再偏好于工整的古典句式的表达，他们也很容易接受曹的译本。其次，异语文化通常指外国文化中有别于本国文化的部分。王和曹的译本都很成功地将原文中的异语文化在自己的译本中边缘化，并以中国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表达方式取而代之。王佐良译文: 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曹明伦译文: 读书费时太多者皆因懒散，寻章摘句过甚者显矫揉造作，全凭书中教条断事者则乃学究书痴。培根用“学者的幽默”去嘲笑那些墨守陈规、教条主义的学者。这个短语可以很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但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直译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读和疑惑。因此，王佐良并没有将其译作“学者的幽默”，而是用“学究故态”四个字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老学究的形象。曹明伦用了“学究书痴”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