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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１］提出的翻译理论，为译文质量评价提供了一个更加客观、可操作性更强的标准和尺度。该理论提出的翻译方法强调“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三维”转换。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探讨《蜀相》的三种英译文，评审每一种译文在“三维”转换方面的得与失，得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本。安史之乱后，诗人杜甫弃官西走，辗转来到西南成都，在当地亲友的帮助之下，在浣花溪边，盖了几间茅屋暂时得以安歇。锦城虽好，毕竟不是故乡。草草安顿之余，诗人怀着满腹深情，只身前往附近的一座诸葛武侯祠堂，去作瞻仰凭吊，有感而发写下了《蜀相》这首七言律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全诗共八句五十六个字，但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一、语言维度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转换即译者在翻译成英文时在语言形式上所做的调整。在生态翻译理论中，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切合翻译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应性选择，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原诗的格律属首句入韵仄起式，一、二、四、六、八句押韵。韵脚为：寻、森、音、心、襟，读来有节奏感，朗朗上口。许译重韵律和格律，认为“译诗除了传达原始的内容之外，还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形式和音韵……译诗不但要传达原诗的意美，还要尽可能传达它的音美和型美。”［２］许渊冲在诗歌翻译方面一直坚持应该保持原作的形式和韵律，他的译作也一般也有严格的韵律格式，形式也力求和原诗一致。许译文中，第一句 第 二 句 “ｆｏｕｎｄ”，“ａｒｏｕｎｄ”，第 三 句 第 四 句“ｌｏｎｇ”，“ｓｏｎｇ”，第五句第六句“ｐａｉｎｓ”，“ｒｅｉｇｎｓ”，第七句第八句“ｃａｒｅｅｒ”，“ｔｅａｒ”采用的是ａａｂｂ押韵方式，音律和谐，巧妙再现了原诗中的韵律。吴译仅前两句“ｔｅｍｐｌｅ”，“ａｍｐｌｅ”和最后两句“ｇｒｏｕｎｄ”，“ｐｒｏｕｎｄ”押韵，显然在传递原诗的韵律方面稍逊许译。路易艾黎采用自由体，以散文式的语言风格重新构建译本，完全打破了原诗严格的格律界限，失去了格律体的形式美、韵律美。

二、文化维度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３］汉语诗歌是高度凝练的中国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诗歌英译的过程，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所以原诗中承载历史文化的词，一定要在译文中有所体现，成功的译文应该传递出原诗中中国文化独有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内涵。锦官城是今四川省省会成都的别名，也可简称为锦城。在三国蜀汉时期，成都的织锦手工业特别发达，蜀锦驰誉全国，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财政收入。蜀汉王朝曾设锦官和建立锦官城以保护蜀锦生产，锦官城的称呼由此产生而声名远扬。所以锦官城是历史的见证，具有丰富的文化色彩。三种译文中，路易艾黎的译文仅仅用了一个词“ｃｉｔｙ”，没有指明此“城”即为成都，也没有体现出这个城市是以织锦闻名。这样翻译，无法让西方读者知晓锦城成都，当然也就无从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吴译在译文中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地名“ｃｈｅｎｇｄｕ”，中国读者能读懂原诗，根据字面意思会把成都和织锦联系在一起，但对于不懂汉语的西方读者来说，看到“ｃｈｅｎｇｄｕ”并不能知道成都以织锦出名，所以吴译在阐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方面也做得不够。许译用“ｔｏｗｎ　ｏｆ　Ｂｒｏｃａｄｅ”直译出锦官城，中西方读者都能够读出其中的内涵，很好地传递出了锦城的文化风采。可以说，许渊冲的译文略胜一筹。

三、交际维度

在生态翻译学理论中，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原语和译语的交际意图的实现。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３］原诗前四句是借景抒情，借对丞相祠堂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正值初春，祠堂台阶上有迎春的绿草，森森的柏树上有叽喳鸣叫的黄鹂。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流畅，表现出武侯祠内的春天景象。然而诗人想到祖国中兴希望渺茫，不免又生愁怅之感，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交际意图是想借“自”和“空”抒发自己的忧国情感。路易艾黎忽略了原诗中的“自”和“空”，在译文中没有译出，所以在抒情效果上也就大打折扣。读者不能通过译文领悟到原文作者的表达初衷，不能与作者在态度、情感、思想上产生共鸣，无法领会原作者的吟诗意图，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目的不能得以实现。在交际维层面的适应性转换，艾黎的译文是失败的。许译用“ｉｎ　ｖａｉｎ”表达出了“空”“自”感情色彩，而且有连词“ａｎｄ”联接两句，译文结构严谨，语意表达准确。吴译 “ｖａｉｎｌｙ”点出了“空”字要传达的意境，但并没有译出“自”，而且从译文的逻辑结构来看，也没有连词 “ａｎｄ”与上句联接。比较来看，吴译对原诗总体意境的传达与许译有一定差距。诗的最后一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咏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这位古代杰出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得到进一步升华。“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不仅指的是诗人作为凭吊者流泪，也包含了从古至今同样具有爱国深情的无数志士的流泪。原诗的最后两句，对于后代的读者来说，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强烈的移情作用。这里的“英雄泪”是爱国豪杰之泪，因此并不含有任何颓丧之气，相反地，它还蕴藏着一种令人奋发的积极力量．［４］吴译“ｗｅｅｐ　ｗｉｔｈｓｉｇｈｓ”，“ｗｅｅｐ”在英文当中的意思是指因为伤心，生气或疼痛而流泪；”ｓｉｇｈ”意为叹息，叹气。原诗当中的奋发之气荡然无存，完全曲解了原诗作者的交际意图，没有达到较好的交际效果，算不上“翻译适应整合度”最高的译文。而许译的“ｔｅａｒ　ｏｎ　ｔｅａｒ”，重叠使用了”ｔｅａｒ一词，加强了语气，在气势和修辞上都再现了原诗的风格和意蕴，也能引起读者共鸣，获得了很好的交际效果。艾黎“ｇｒｉｅｖｅ”虽然表达了“悲痛哀悼”之意，有一定的交际效果，但在气势和修辞上不及许译。“翻译适应整合度”最高的译文当属许译。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注重语言形式、文化内涵的传递和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才能产生出恰当的译文，即整合适应选择度相对高的译文。本文从 “三维”转换角度对《蜀相》的三种英译文进行了解读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整合适应选择度”相对较高的作品是许渊冲的译文，其次是吴君陶的译文，路易艾黎的译文稍逊于许译和吴译。研究也证明了生态翻译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诗歌的英译文，并能够为诗歌的翻译拓展一个新的视角。［注 释］［１］许渊冲．翻译的艺术［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