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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者和被塑造者。与宗教神话相比，政治神话缺乏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它侧重政治现实性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导向。作为一种“集体叙事的锚定”124，它提供了体验现实的手段，同时也是建构、沟通和帮助应对现实的手段，125在一个集体进行自我描述的过程中“推动了政治解释模式和集体情感自我阐释的形成”126。这一自我阐释的功能性效用契合了革命叙事的政治导向，左翼作家在创作中传达特定的价值取向与世界观，这一诉求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作为叙事的政治神话所发出的意义承诺与潜在召唤。另一方面，超越性的缺乏却无损于政治神话的非理性特征。

3.政治概念的人格化：中国革命英雄叙事.....................................31

3.1从个体到群像：标准化的英雄构型............................34

3.1.1个体英雄：“行走的党”..........................34

3.1.2群像速写：觉醒的中国.........................40

4.政治新秩序的召唤：欲望书写与中国女性觉醒............................69

4.1新爱情：革命伦理规约下的“强强”模式...................71

4.1.1革命的爱情：“红色阵线！”............................72

4.1.2政治的身体：“探索一个火热的灵魂”....................77

5.政治实践中的空间神话：动荡的中国.............................104

5.1政治型塑的地理景观...........................105

5.1.1乡土：革命诗情之审美..............................106

5.1.2城市：工业文明之审“丑”.....................112

5.政治实践中的空间神话：动荡的中国

5.1政治型塑的地理景观景观

作为一种感知人类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被凝视的景观与凝视者的立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一种个人视觉体验，凝视者对它投入了象征性的文化意义。米切尔（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1942-）在《帝国的风景》中指出，景观作为权力实践的媒介，它可以被解构为政治、宗教等方面的隐喻符号。547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中断言，艺术再现的景观“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548。通过移情的方式，以景观在视觉上的直接效果及模糊性，看似客观存在的景观在叙事者笔下高度拟人化，与主人公的情感形成共鸣与同构，并延伸出叙事者所赋予的价值观念。简言之，景观成为意识形态的又一个发声渠道，成为“革命壁橱里格式化的景物”549。如前所述，政治神话利用异质同构的手段，将政治化的景观演绎为政治实践的集合，通过地理空间划分出敌我的边界与堡垒。本节将分析左翼文本中出现的典型景观描写，探析叙事者采用何种策略，使自然之美由审美感知变为党性感知，最终被统摄到意识形态框架下，成为政治神话的其中一元。

5.1.1乡土：革命诗情之审美

在广义的地理空间层面，海德格尔曾指出“地方”与人的自我认知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在栖居过程中对固定地点的反复体验导致特定的社群被特定的区域所“标记”，进而致使地点成为自我的隐喻，并以此界定“自我”与“他者”。550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物化与异化力量一方面导致了“对‘进步’的普遍热情和对技术控制的经济扩张的乐观主义”551；但当技术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全面技术化进程所决定的现代生活逐渐转化为一个异化的他者，向乡土回归的普遍诉求促使叙事者在文本中将“现代都市”与“淳朴自然”塑造为语义上的二元对立。在体察现代性的空洞后，文学再度回望自然，将目光投射到尚未被工业技术征服的淳朴自然中。与城市相对应的“自然”往往作为乡土情怀的寄寓之所。对空间的情结推进了空间的神圣化构建，完成对地理空间的内化与深化，文本中在场的空间体验与文本外诉诸虚构的想象基点合力将“乡土”塑造为充满革命诗情的政治神话。

6.结语

本研究主要考察德语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革命叙事以及随之呈现的中国革命图景。在关注欧洲及德国国内的革命之外，具有世界革命意识的德语左翼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中国。笔者选择安娜·西格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艾贡·基希、鲁特·维尔纳等代表性德语左翼作家，他们一方面在政治立场上具备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投身革命运动实践；另一方面以跨族别的胸襟对中国革命进行观照和书写，使中国革命在文学意义上同样被纳入世界话语体系。

人们用神话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而政治神话则是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对世界及历史的重构性叙述。它选择和书写历史，通过有意识的自我构想创造出集体性的意义承诺。本研究认为，作为共同体的历史建构方式和意义生成标的，每一个庞大的社群都有自身的政治神话“剧目”，它随着社会语境变化自行生成和演绎，被激活、被掩盖、被挖掘、被重塑。正因如此，对政治神话的分析并非对历史记忆或集体认同提出质疑，本研究从政治神话与左翼革命文本之间的潜层逻辑关系入手，选择英雄叙事、女性形象、空间叙事三个维度，分析作为叙事基点与旨归的政治神话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

英雄的主人公，是神话无可置疑的核心要素。英雄叙事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原始的英雄神话与现代的革命英雄主义之间建立起弥散性的历史顺承关系，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历史和民族认同通过英雄这一具象载体被形象地“拼凑”起来。在马克思理论辐射的革命英雄主义中，英雄的参照点不再是神话时代的人类，而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革命英雄继承了欧洲古典英雄神话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与文学审美传统发生意义对接，壮与美的革命斗士、崇高的阶级斗争、合法的暴力行动主义等叙事逻辑成为政治神话叙事的重要元素。当德语左翼文本中的英雄作为个体形式出现时，吴佩礼、工人老王、廖汉新等一个个具有高度党性和坚定政治信念的革命者被塑造起来，他们的形象中存在理性的政治行动图式，政治属性填充了本应属于个体的灵魂；而在群像式的革命英雄的塑造中，叙事者压缩剧情密度，将群像革命者高度脸谱化和同质化，充满绝对的阶级团结。二者共同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马列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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