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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和新闻价值观念差异的影响, 中西新闻写作报道上也存在差异各具特色。通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出, 中国新闻报道重点在于报道具有反映时代精神的人物, 注重国家整体形象, 厚爱稳健保守的“硬新闻”, 用整体思维、普遍价值取向观照个体的特点; 而西方新闻写作报道注重体现个人价值, 揭露性的报道, 厚爱变化求新的“软新闻”, 从不同个体中归纳出一般的价值与原则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只有相互取长补短才会对中西新闻的发展最有益处。一、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差异分析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 不同价值观念的道、墨、法、佛诸派的价值原则相拒而又交融, 相反而又互补, 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价值体系,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一个天然地强调关系也带有人情味的语符, 很显然, 表达的意向就是群体性: 道德伦理, 亲善、和谐、爱人, 表现的是一种 “利他”的社会价值观。强调的是群体和社会意识, 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 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 表现出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特点, 是儒家的价值取向体现,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与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相比, 重人伦轻自然, 表现为“天人合一”, 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逻辑起点。[1 ]毛泽东把“利他”的价值观, 用一句“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集中而形象地作了总结, 以之作为共产党人的道德准绳。自古代希腊罗马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 受海洋型环境影响, 在跨海迁移活动中产生了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制关系, 形成以基督新教为精神底蕴文化的西方社会价值体系。西方人崇尚天人两分, 西方社会则把自然作为人征服的对象, 通过理智活动支配自然, 注重以自我为中心, 重个人、重竞争。西方人的价值观重视的是个体, 推崇的是 “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突出表现为“利己”价值观。[ 1 ]认为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在西方国家, “个人利益至上”直至影响家庭观念。梁漱溟认为, 中国和西方对天下、团体、家庭、个人的态度背道而驰。在中国, 个人从属于家庭、团体; 在西方, 个人独立于家庭团体。[ 1 ] 从义利价值观看, 西方人重利重法; 中国人重义轻利。在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 以追求私利为目标, 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 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 也可以制裁人权的侵犯。因此, 西方国家法治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的义利思想的影响, 重义轻利, 重情轻法。情、理、法, 次序鲜明, 任何事情, 先看情、再讲理, 法被排在最后。这与自古以来主要靠道义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维系社会而不是靠法律约束息息相关。二、中西方在新闻写作方面存在的差异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西方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 势必造成新闻价值观的差别。西方文化产生于古希腊海岛的城邦民主制度和平民商业经济之中, 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 导致了古希腊民族的追求真理、勇于冒险、酷爱独立、自由精神, 以后希伯来人的超越精神、罗马人的征服精神融入, 从而形成了西方人理性至上, 重科学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求斗争、求个性的文化精神。西方个性主义的文化背景, 既使西方新闻传播活动落脚于个体的获知, 又影响、规定记者的新闻行为。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 西方新闻传媒的存在及其运作, 带有西方浓重的个性主义和商业文化气息。由于这些因素的驱使, 西方新闻传媒总是关注受众信息需要及其动向, 关注人的生存环境, 迎合读者口味, 另外也重视消遣和娱乐。[2 ]西方新闻媒体产生的直接动因是经济竞争, 是为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信息媒介, 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传递情报、交流信息、获得广告、赚取利润成为其重要的功能和任务。比如路透社、美联社, 都是在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成长起来的。经营上自负盈亏。[3 ] 所以新闻传播活动也确实享有相当自由的空间, 西方记者有采访和报道的自由, 新闻记者可以根据受众的喜好, 自由刊登各类新闻, 甚至可以揭露某些 “丑闻”, 以激发受众求奇心理, 招徕更多的受众。从根本上说, 西方新闻媒体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工具。它必须不断改革报道方式和传播手段, 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与兴趣。[ 3 ]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大陆大河的宗法等级制和小农自然经济之中, 这种文化反映了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内陆环境的内在要求。中国传媒受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注重整体的文化背景, 使新闻传播活动注重于道德教化, 又使记者自觉地将个人的新闻职业活动融会于民族、社会整体利益之中。这种文化指向影响到中国传媒偏重政治、社会效益至上, 道德意识强烈而娱乐意识相对淡薄。[ 4 ] 我国近代的新闻事业诞生于民族存亡之际, 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复杂而艰巨, 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新闻事业是作为经济斗争的工具的命运。因而, 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革命斗争时期, 党的新闻事业不断加强其作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工具而引导舆论、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 以其强大的宣传威力为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和平时期, 党的新闻事业也始终是党联系人民的桥梁, 是党中央和人民息息相通的精神纽带。经济效益永远为社会效益服务。三、中西方新闻报道重点各具特点 (一) 中国新闻注重具有时代精神的人物的报道, 西方新闻注重具有个人价值体现的报道中国的人物报道都是一样, 时代精神作为把握人物的起点和终点, 笔下的人物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刻画人物, 着重从心理、情感角度入手, 并借助大量抒情细节, 展现一种精神的风采。回顾前 13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获奖作品, 分别为: 《人民呼唤焦裕禄》、《祖国大家庭》、《公仆、旗帜、丰碑》、《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北京有个李素丽》、《岗位作奉献真情为他人》、《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等。几乎每届的获奖作品都是当年的某一宣传热点, 重要性与获奖的可能性呈现出某种天然的联系, “宏观选题, 微观选材”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国新闻奖的一个重要的评奖标准。[5 ]由此可见, 中国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置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国之安定等以“国”为主、以“国”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之中。[2 ]我们不难举出许多例子。如在中国新闻获奖作品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座崇高的精神丰碑, 可见, 中国记者重在以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心理去表现人物, 旨在告诉读者人物有什么意义, 达到群体精神的代表高度。西方文化是按照自由快乐的人的面目创造的, 继承了“天人分裂”核心的西方记者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的追求, 它突出个人的存在, 追求狂热、神秘、刺激。西方的人物报道, 往往塑造出一个鲜明的个性形象, 以个性作为把握人物的起点和终点, 以细节、冲突、动作来表现人物性格。[4 ]美联社著名记者雷尔迈·莫林说: “你要收集有关细节, 如表现、音调、姿势等。”另一位著名记者马列根也说过: “要有戏剧性! ”。基于这种心理, 西方记者在对采访对象的表述中, 常常让人感觉不到叙述者的主观存在。采访者的主体意识、情感, 似乎都融化在被采访者的一举一动之中, 而那些“一举一动”也能够扣人心弦。这不但在访基辛格、访荣毅仁等篇章中都表现的淋淋尽致。在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 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个性格丰富, 有血有肉的 “普通人”形象。西方记者重在从人物外在的动作、服饰、语言等去刻画人物灵魂, 旨在告诉读者人物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是一种个性的张扬。 (二) 西方新闻报道注重揭露性报道; 中国新闻注重国家形象美国新闻界历来有“扒粪揭丑”的传统, 强调媒体自身的独立性。例如普利策倡导报纸进行揭丑, 他们认为罪恶, 卑鄙、腐败最怕的就是报纸, 因为任何法律、伦理、规章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由普利策拟定的“新闻揭丑”思想后来逐渐成为了美国新闻思想的主流话语传统。[ 4 ]国际新闻的报道同样也继承了美国新闻界这一传统。极力追求独家新闻、尽量避免题材雷同是美国新闻界的传统。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这些丑闻不但没有扰乱美国的社会秩序, 反而加强了美国社会对自由意志、社会责任感、民众知情权、社会正义与同情心的追求。[ 4 ]以第88届普利策新闻奖为例, 获奖作品涉及职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