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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自1 9 3 8年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成立后其文化外交才由政府主导，这时中国正遭遇日本全面的侵略。基于其自身东亚利益的需要，美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文化上向中国提供援助，尤其是“中国项目”成立后，美国向中国不仅输出科技文教图书、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签订“富布赖特协议”，甚至还与中共控制区尝试文化接触。美国的文化行为对处于极端困难的中国是重要的精神支持，同时也体现其为建立美中同盟关系做好心理与文化准备的战略意图。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由政府或者充当公共机构契约协作者（contractual cosponsor）的非政府组织向别国国民描绘本国情况的活动，其描绘目的是使对方国的人民提高对本国的了解、同情；从而提升本国的声望，支持其对外政治经济关系，或者加强生活在海外的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1]。历史上中美两国曾经有着良好的文化关系：当庚子奖学金学生负笈美国学习科技与文化后，当耶鲁大学等组织送美国人到中国兴办学校和医院后，中美就开始在分享彼此的思想，中国人聆听约翰·杜威的演讲，美国人阅读赛珍珠和林语堂的小说[2]。本文选择美国政府全面主导文化外交的起点1938年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为时段，重点探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如何尝试运用教育文化资源加强对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以建构中美两国盟国关系所需的心理和文化认同。一、中国项目的设立：中美官方文化外交的缘起1830年美国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传教士便开启了中美文化互动，之后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幼童留美、庚子奖学金的设立等文化事件都对两国文化交流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基于主权平等原则，两国间文化外交互动则是1938年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成立后，该司的成立是美国政府全面主导文化外交的标志。先前美国文化外交活动以拉美地区为基础，二战后开始向欧洲和亚洲国家延伸。1941年5月，罗斯福总统批准租借法案（Lend-leaseAct）适用于中国，标志着美国官方承认重视中国4年的抗日战争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性。1941年7月，文化关系司决定开始设立“中国项目”（China Program），并任命前驻日本东京大使馆资深外交官、曾担任驻中国大连的领事斯特尔特·格拉蒙(Sturt E.Grummon)负责领导组织该项目。中国项目预算1942年为500,000美元，1943年增至700,000美元[3]。它的设立标志着美国官方对华文化外交全面启动。1941年11月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总咨询委员会开始讨论同中国的文化关系，时间恰好是日本偷袭美国驻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事件的前一个月。会议提出了包括专家、文化领导人的交流，为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反映美国生活的广播节目和电影运输到中国，向中国高等学校捐赠一批拍成微缩胶片的课本和实验室设备；同时国务院还举办了一个私有组织参与对华文化交流活动的讨论会。私有组织与其政府一样都表现出在中国开展文化活动的兴趣。珍珠港事件强化了美国人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决心和意志，提高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斗争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认识，1942年美国总统终于在其所掌握的总统紧急基金中拨款150,000美元用于开展对华文化项目[4]。1942年1月29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负责对华文化项目的外交官斯特尔特·格拉蒙给国务院起草一份中国项目计划，其中包括从华盛顿角度阐明中国项目的目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务院已愈来愈关注要求补充本政府向中国增加援助的愿望，其实施方式可以方便地称为在紧急情况下的‘文化援助’（TheCultural Assistance）；文化援助首要目的是鼓舞中国的士气，其次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支持中国。这些方式包括：科学、技术、社会、教育、工业和对中国可能有用的经验，以便提高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支持其教育、社会和管理项目的发展，最终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做出贡献。[5]”然而这股热情受到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的质疑。他认为，所谓对华文化项目能够鼓舞中国抗日的士气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交通运输的困难，外界的物资很难进入中国的内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经济援助；他提醒要留意避免任何针对中国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ission）[6]。尽管美方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但除了外部交通困难的影响外，无论是基于对同盟国的同情、宗教使命还是二战后本国战略调整的需要，1938至1949年10余年中，美国政府试图展开对华文化外交的全面试验，甚至与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也尝试文化接触。二、美蒋政府间的知识互动：从图书援助到人才的培养1938年6月，美国图书馆协会应中国北平国立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邀请，通过史密斯索尼亚协会（SmithsonianInstitute）支持中国25，000册图书。自此开始以图书援助为方式的文化外交活动。在美国对华图书关系中，查尔斯·布朗（Charles Harvey Brown）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2-1943年，查尔斯·布朗就任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新成立的东方与南太平洋地区委员会的主席，布朗博士长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他对与中国开展文化项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与中国的学者和图书组织进行了大量的书信往来。此时，由袁同礼和费正清（John K.Fairbank）共同向美国驻华大使馆起草一份建议书，敦促建立“中美知识关系长期互惠项目”，这份建议书在美国有关文化项目的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中广为流传。受这份建议书的启发，布朗博士试图计划在ALA中增设一个中国项目。但是，针对美国对华文化活动侧重点是帮助中国加强公众教育还是提升知识精英的学术竞争力，中国方面出现争议。最后胡适的观点占了上风，他认为，中国大学需要却又无钱购买的是英文版的科技书籍，这些书籍将使中国的学术界跟上时代的主流思想，同时激励工业发展[7]。鉴于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布朗赞成胡的意见，支持中国学术单位获得英文版研究资料。抗战期间，中国的货币贬值很严重，布朗利用这一契机，催促美国原来已经同意与AIA合作购买中国图书出版物的13所大学立即着手购买。1944年3月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将自己的专机腾出一些空间装载640磅“图书、地图、电影片、艺术复制品和实验设备”，这些被华莱士视为他所能带给中国人民最好的礼物，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应驻华使馆要求送给中国的；同年8月，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时任美国军事产品委员会主席）、赫尔利少校（Patrick J.Hurley，后来被任命为驻中国的大使）乘飞机前往重庆时给中国带来了380多磅的图书和杂志；同年9月史迪威将军来华的飞机也给中国带来了300多磅的图书和药品[8]。1944年至1947年美国国务院共拨款10万美元给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购买图书送给中国，ALA共挑选10,000种图书，医学类每种20册，其他学科各10册，以及1945-1947年间的1,100多种期刊[9]。为了帮助中国培养图书管理的专门人才，在费正清推荐和布朗的建议下，ALA拟选派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卡尔·怀特（Karl Wright）到中国考察图书情况。布朗在写给国会图书馆馆长的信中认为，“对中国这些有点落后的国家靠送几本书或者图书馆员的交流是无济于事的，除非开展专门的教育。[10]”1946年3月在纽约，布朗、马歇尔和胡适等讨论在中国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的可能性，建议向中国选派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帮助中国进行专业培养，同时邀请一些中国图书馆员来美国学习。双方都支持这个动议，燕京大学和袁同礼任馆长的北平图书馆都有意参与。1938年至1941年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的教育交流受到严重影响，留美学生的人数跌入低谷，仅有193人[1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形势日趋明朗，国民党政府为了战后重建人才的亟需，开始考虑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1945年至1949年出现抗战胜利后的赴美留学热。美国是各国青年学子最为理想的留学国度，因美国本土未曾沦为战场，其文化设施没有直接遭受战火摧残。对于中国来讲，战后青年学生大批赴美，还有其特殊的原因：当时美蒋关系密切。美国提供各种奖学金，鼓励中国学生前往留学。据华美协进会统计，1948年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有2710人，分布于全美45个州；1949年，中国留美学生比上一年增长了40%，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