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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一个知识①的力量日益显著、知识更新日益加快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知识交流显得愈发重要:这无疑是在较短时间内支付较少成本获取较多知识的较好途径。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十分发达的文化传统,却一直被视为“落后”和未能完成现代化(modernization)③的国家而言,同西方、或者同其他任何一种具备现代化优势的文化形式进行交流,尤其极富意义。纵观中华民族的文化历程,最引人瞩目的有三次中外文化的大规模结合:第一次发生在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印度文化(主要是印度佛学)在中原大地的迅速传播(以宗教为主题);第二次发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向西方寻求强民兴国之路(以民族生存为主题);④第三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开放改革的中国直接面对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的全面冲击(以经济、科技为主题)。东晋南北朝至隋唐年间,中华民族的再次统一使封建王朝日趋强大、对异族外邦形成的威势日盛,但此间又多发战乱以致社会动荡。受印度佛学中“柔化人心”、“超凡入圣”等精致化的宗教情绪与高超的思辨水平的吸引,官方与民间学者不约而同地对它展开了全面研究,一方面顺应统治需要,另一面也出于发展文化之目的。其结果是成功地实现了印度佛学的中国化,由所谓“儒、释、道”三教之争走向了三教融合。清末至民国初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迅速粉碎了国人的“天朝大国”梦,在痛省因循旧制、泥古不前之害的同时,有识者也深切感到西方文明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目标的指引下,大批有志之士游学异国,广译群书,输入学理,开拓出一个又一个学科领域,从而更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教育制度。但他们又总难以跳出“中西体用之间”的困惑,并且总也未能将西学融入本土文化传统中,倒反似日益将二者对立起来。⑤在严格意义上,上述二次文化结合都不能称作“知识交流”。其方式基本是单向的:第一次主要是对外来文化的接纳,第二次主要是向异质文化的学习。人们在对它们进行回顾、评价时,往往各有所见、众说纷纭。已成共识的是,第一次文化结合较成功而第二次较失败。一般认为,隋唐时中国文化处于强势而清时居弱势这一客观状况是成败之间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如果走得更远一些,将看到一个更根本的事实:在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方面,前者远远优于后者。这一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提出问题:本土文化资源对知识交流有何意义?怎样在知识交流过程中正确发挥本土文化资源的作用?

二

正在发生的第三次中外文化结合具备了“知识交流”的主要特征: (1)它是可以双向进行的;(2)它基于特定的需要,具备较切实明显的交流话题。———知识交流被赋予了可能性和必要性。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一直以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心理推动着“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程。这一进程隐涵的信念是:全球化即西方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是使全球达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最初,在骤至的外来文化面前,国人几乎来不及作出选择便投入了一浪又一浪的学习热潮,以至于似乎要将固有的文化传统全部抛却,而希望在短期内“重建”出一种与西方距离更近、更相似的文化来,以便更顺利快捷地实现现代化。⑥但越来越多的人随即发现,正像“五四运动”已经展现的,“抛却旧文化”与“重建新文化”都十分困难且效果极其可疑:由此是否能够走上现代化的捷径或搭上现代化的顺风车?西方式的现代化承诺是否合乎中国的需要?中国带着这样的疑问走入20世纪80年代。一面循着历史的惯性,继续加大与西方的接触面,寻取更多“先进”的东西;另一面采取更审慎的态度,不仅甄别、选择西方的事物,也注重对本土因素尤其是本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成就已经使西方感到竞争的压力,这使得西方世界在瞩目于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加大了“重新认识中国”的力度。在上述背景下,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显然对双方都有益:中国可以向西方借鉴“现代化”的经验,西方可以从中国独特的环境与发展路径中寻取他们所需的启示与“再发展”的机会。站在中国的立场,“现代化”是交流的主题,“全球化”是交流的方式。但这样的交流面临着“跨文化(trans-culture)”的困难(从清末起,人们就已有了真切感受)。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的本土文化与西方相比处于“落后”的地位或至少更不适合“现代化”的要求。甚至存在更激烈的意见,认为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二者缺乏真正的共同话题,本土文化一直阻碍着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根本无法放弃已经融入民族血脉的传统本土文化,本土文化资源总是潜移默化但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建立中国特色”并不只是政府流于空洞的口号,它正在逐渐成为一种经过理性权衡的自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只有“更中国”,更多地寻求本土文化的支持,才能获得与西方同等的文化地位和发言权,而不是使中国沦为西方文化的又一片孳生土壤或一个分支(即使抛开民族主义,仅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景考虑,这种具有专制、排他倾向的一元发展也是危险的)。跨文化交流的困难直接表现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对交流话题、交流方式的歧见(conflict-ing ideas)。歧见是异质文化间不同特性(characteristic)发生冲突的必然产物,无法事先彻底清除,只能在交流中经过反复试错、互相适应磨合,逐步降低误读的程度。跨文化交流的困难还表现为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印度佛学初涉中土时也曾受到儒、道两支强大力量的遏制,美国西部土著印第安人的祖先更是全力对抗着“白人文化”。但这也可以在由特定条件促成的知识交流(哪怕是发生在误解基础上的交流)和现实需要的驱动下缓解,本土文化完全可能以某种较稳定的方式接纳(甚至篡改地接纳)外来文化,并依然保持着自身固有的核心特质。本土文化资源的正确利用是进行高效率跨文化交流的必需条件,是藉以减少歧见、提供知识交流素材、推动交流的根本力量;同时也是采取合理文化态度、保持良好交流状态的依据。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面对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要反身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晚清时代,科学(science)让人想到朱子提倡的“格致”,民主(democracy)让人想到孟子的“民为贵”,自由(liberty)则让人想起庄子的“逍遥游”……⑦在有外来知识、思想与信仰介入和冲击的情况下,这种思想资源的发掘与诠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常常起着一种比附、转译和理解的作用,有着类似于“前理解”的意义。⑧

三

“本土文化资源”的提法隐含了“自我中心”的倾向:注重文化因素中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传统风格。对当前的中国,这种倾向不可避免而且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我们仍然缺乏建构或接受某种“普遍性文化”的能力,所以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中心”仍是中国的立足点。采取这一立足点并不见得正确但却能使发展继续下去(正如轻度的误解也能推动知识交流)。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已不能局限在西方学者的界说下,将西方世界在某段晚近时期内达到的一系列社会统计指标视为进入现代化的及格线。否则,即使中国在数字上达到了“现代化”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