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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谈的文化是取后者。早在1922年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她既对其他民族，尤其对邻近的诸民族,例如东南亚诸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过来，那些民族的文化对中华文化也有积极的影响。我们所指的东南亚主要包括当今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本文将对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特点作初步的探讨。

一、历史悠久长期持续古籍记载和考古的成果都可以证明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25年，中国的丝绸就经过缅甸运至印度。[1]《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中西海上交通路线是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关于《汉书·地理志》所列地名实指何处，中外学者尚有争论。根据朱杰勤教授的考证，当年汉武帝派遣外交使节及随行商人出洋访问东南亚和南亚的行程如下：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先后抵达都元国（今越南岘港）、邑卢设国（今泰国叻丕）、谌离国（今缅甸丹那沙林）、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缪）、黄支国（今印度建志补罗）、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再从已程不国返航。在归国途中，不再途径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陆路，而是经由马六甲海峡，绕过马来半岛南端，到达皮宗（今越南平山），最后回到日南郡的象林界。[2]上面所说的途径马来半岛或经由马来半岛南端，显然是经当今的马来西亚的东马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从往返路程看，这条航线经过今日东南亚的多数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兴于唐朝，在明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高潮。古籍上还记载爪哇语“jambe”的对音“仁频”（意“槟榔”）在东汉班固（32-92）生活的时期就存在于汉语之中[3]；据《后汉书》载，在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中国和柬埔寨就有了交往；吴黄武六年（227年），堂明（老挝）遣使来贡；中菲关系也最迟始于公元三世纪，即中国汉末、三国、晋初。考古的成果可以作为上述记载的有力佐证。例如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等地发现中国西汉的雕像和陶器；在中爪哇发掘出纪元前中国的古钱；在马来半岛的柔佛河流域发掘出秦、汉陶器的残片[4]；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兵器具有“秦汉时代兵器的风格”，还出土一批“汉五铢钱和王莽钱（9-23年）；等等，等等。以上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有几千年的历史。随着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大批移民的南下，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持续发展，而且更为广泛和深入。

二、领域广泛，互通有无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绝不是单方面的赐与。文化交流又常常是不平衡的。长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领域广泛，互通有无，但从总体来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更深更广。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中，文化水平高的一方往往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一方产生更大的影响，后者对前者了解和学习的迫切性也更高。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几乎遍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各个领域，史籍和中外学者（包括东南亚学者）都有许多记载和论述。以农业为例。民以食为天。长期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东南亚，农业为经济的主体。古代东南亚农业的发展与汉文化是分不开的。越南史学家明峥指出：公元1世纪初，（中国的两位太守）锡光和任延分别驻交趾和九真，他们把中国的耕作经验介绍到越南，在当地推广了铁犁和耕牛的使用，灌溉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农业生产力状况焕然一新。在菲律宾，“菲人的农业的方法，完全是中国的一套，直到现在，菲人所使用的耕种工具如犁耙铲镰刀等物，还和中国的农人所用的同一模样。”[5]缅甸的许多蔬菜和果木的新品种都是从中国传入的。缅甸人民为了纪念中国人民给他们带来可口的蔬菜和水果，便在那些蔬菜、果木的名称前面加上缅语“德由”（意为中国）或直接借用汉语音译，成为新的缅语词汇。[6]东南亚各国的语言中有相当多的汉语（尤其是方言）借词这一事实，最能反映中国在精神文化方面对东南亚的影响。

在马来语[7]中的汉语有1200多个（其中闽南方言借词约占90%）[8]；泰语中的汉语借词，每千字中至少有300个[9]；菲律宾学者指出，在他加禄语词汇中，约有2%可能来自汉语。[10]越南与上述几个国家不同。据史籍记载，越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越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并用，并把汉语和汉字作为正式的官方语言和文字，由此产生了一种流传至今的“汉越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又创造了越南自己的民族文字---喃字。[11]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在越语词汇中所保存的中国词或发源于中国语的词，占总数的一半。[12]在缅语、老挝语和柬埔寨语中也有不少汉语借词，尤其是豆腐、茶、酱油、面条、油条、饺子和膏药等。[13]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东南亚各民族吸收中国文化时不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本地情况灵活应用，甚至还有反馈。例如马来西亚人民把中药与当地草药结合服用。又如，纸是中国人发明的，南传后交趾人有新的创造。先是以谷树皮造纸，后又以香树皮造纸。

公元三世纪时，“交趾有蜜香纸，以蜜香树皮造成，微带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浸不烂”。[14]史籍还记载，古代越南人造出高质量的纸扇和金龙黄纸献中国。这些就是很好的例子。任何国家吸收他国文化是以自身需要为前提的。明代皇帝赐给暹罗的大统历和《烈女传》因不适合该国国情，因而在当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15]英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霍尔写道,在东南亚的历史时期开始很久以前，印度和中国都已经是公认的文明大国，因此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东南亚和它们相比都黯然失色。“也正是在印度和中国文化的滋养下，东南亚自身的文化才开始发展并取得伟大的成就。”[16]

笔者不完全同意霍尔的这一观点，因为东南亚文化的发展主要还是靠其自身的因素。但印度和中国对东南亚的巨大影响乃是客观事实。相对说来，东南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小，但绝非完全没有。迄今为止这一课题尚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这不仅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事实，也难以使人（特别是东南亚朋友）信服。正如季羡林教授所指出的，我们应当在探讨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贡献的同时，也探讨外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

这一件工作就是文化交流的研究。[17]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各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同时，东南亚文化也对中国也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在物质文化方面，早在公元974年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就将火油（即`油）介绍给中国；14世纪前后爪哇就向中国提供所需的硫磺；明朝制作青花磁的重要原料中就有苏门答剌的苏泥，加里曼丹的勃青，暹罗的风磨铜，渤泥的胭脂石等；11世纪初由于干旱，淮河流域和浙江的田地无水歉收，宋朝皇帝派人到占城（今越南中部）取当地稻种，至今在广东福建和湖南等省普遍种的都是上述占城稻种。[18]番薯等农作物则是通过菲律宾传入中国的；东南亚的商品也丰富了中国的市场，例如早在唐朝，被称为“瑟瑟”的缅甸绿宝石就在中国风行。在精神文化方面，如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南方伊斯兰教传入的渠道之一[19]；公元6世纪南北朝梁陈之际，四位扶南（柬埔寨）高僧来中国传经弘法，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国史籍《谱双》卷四载，印度尼西亚的象棋在宋代传入中国，受到老百姓的喜爱等等，等等。这一类例子还是不少的。

三、崇尚和平友好相待中国与东南亚各民族交往中和平友好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宋史》卷四八九《阇婆国传》载中国商贾受到厚待：“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南宋《诸藩志》记述中国海商抵渤泥（今加里曼丹岛）时获良好礼遇：“番舶抵岸三日，其王与眷属率大人（王之左右曰大人）到船问劳。船人用锦籍跳板迎肃，款以酒醴，用金银器皿、禄席、凉伞等分献有差。既泊舟登岸，皆未及博易之事。商贾日以中国饮食献其王，故舟往佛（渤）泥必挟善庖者一二辈与俱，朔望并讲贺礼。几月余方请其王与大人论定物价。价定，然后鸣鼓以召远近之人，听其贸易。价未定而私贸者罚”，待到“船回日，其王亦醴酒椎牛祖席，酢以脑子、番布等，称其所施”。它生动地记载了当年中国海商抵渤泥对其君王的尊重，公平贸易以及获得良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