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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精通教育，他的学习理论是他的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和依据。虽然他这些论点距今已有2500多年之久，然而仍然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对我国现代教育继续产生作用。本文试图引用孔子的一些学说说明外语学习中的循序渐进、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等原则，以及孔子的“博学”方法对学生在外语学习中发展思维能力的作用。 “孔老夫子与外语学习有何联系？”人们看到本文标题也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岂不知在西方国家，引用孔孟学说论证他们的观点的学者却大有人在。而我这个从事外语教育多年的人每每在国外遇到此种情况时往往会感到尴尬，因为我读了他们英文的孔子语录却不知其汉语原文。我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知识分子没有受过“论语”、“四书”、“五经”等国学教育。可是，我不甘于这种愚昧状态，决心补上幼时所缺的一课。阅读之中颇有感触。我们这些善于引用西方语言学家的理论的外语工作者，却不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国学宝库中取宝。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孔子的许多言论与现代语言教育的观点何其相似！这又使我感到兴奋，因为我们从此可以改变外语教育“言必称希腊”的状态了。这里，我仅举孔子有关学习方法的一些论述为例，说明现代语言教学中一些基本原则实际上继承了这位古代伟大教育家的治学思想。孔子对学习过程的分析可以概括为学——思——行的发展过程，具体分为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审问属于学的功夫，慎思、明辨属于思的功夫，笃行属于行的功夫，这一分析基本上符合学生学习知识的认知过程。语言是吸收知识、获取信息、进行交往的工具，因此语言教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语言教学中，我们一向强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倡学以致用，在用中学习，而不是以单纯学习语言知识为目的。这就是说，不可过分依赖知识而忽视通过语言实践培养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另一种倾向：主张简化知识，甚至否定知识，认为讲授知识必然会削弱能力的培养。为纠正偏向，提出“抓好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以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的主张是适宜的。这与孔子的教学思想是有共通之处的。孔子认为，学习知识要同发展智力相结合，二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说明，光读书而不思考，书本上的知识就无法理解；但是光思考而不读书，也会思而不解，都是徒劳无益的。共3页：1 [2] [3] . 孔子倡导学以致用，认为学习知识和本领是为了实际应用。这也算是，“笃行之”的一个方面吧。学习六经、六艺，不是为了装饰自己，而是为了从政，用以治国。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这就好比中小学学了六年外语，耗费了上千个课时，结果，见到外国人，还不能说，也听不懂，写不成。能读些东西，但是速度慢，理解不准确，岂不是得不偿失。这显然是教学方法不当所致。正确的做法应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去学习。孔子提出了“能近取譬”和“近思”的方法，就是利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验，由已及人，由近及远去学习，去思考。目前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明确以语言使用作为教学目的，从语言的实际意义出发来教学语言形式，以达到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目的。因此，教材和教学都要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实际，提供真实的语言材料，以利于在课堂内外开展各种交际活动。学生能够把语言形式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自然会感受到“学了就能用上”的快乐，于是，也就越学越有劲了。孔子博学的方法有五多：多学、多看、多听、多记、多问。多学指的是博览群书，即“君子博学于文”（《雍也》）。孔子认为多看、多听、多记是学习的基本功。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这也符合语言教学的一条基本原则：输入要大于输出。对于看和听，他强调“视思明”“听思聪”（《季氏》），看不明白或听不清的地方，作为疑问要弄明白，不可糊里糊涂过去。在多学、多看、多听的过程中，孔子认为必须同时进行记忆，如果只学不记，那就等于不学。他本人因为随时用心记忆，养成了良好的记忆习惯，所以具有较强的记忆力。现代语言教学重视听、说、读、写的训练，视其为语言教学的目的，也是必要的教学途径。要求学生活动眼、耳、口、手、脑等感官进行操练，练习语言的基本功，提高听、说、读、写熟练的程度。尽管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外语教学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他的博学的方法与当代所用的教学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尤为突出的是，中国人善于记忆。古代人苦读圣贤，参加科举考试，背诵是一大基本功。即使到了今天，无数父母仍以背诵唐宋诗词当作儿女们的第一课。虽然，孩子们起初并不十分理解诗词含意，但他们的记忆力却受到了训练，待他们长大以后，逐渐能够完全理解其背诵的内容。此外，由于汉字必须一笔一划地记，无拼读规则可依，这也促使中国学生发展记忆力。善于记忆，这对外语学习是非常有利的。外语的语音和语法都有一定的规则可循，然而要掌握一门语言必须进行大量的听和读，如能“过目不忘”“过耳不忘”，那学习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应该反对死记硬背，但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的背记是不无好处的。诚然，现在人类拥有先进的计算机贮存信息，但这种人工智能也得由人来发展。电脑代替不了人脑。而人应该多用脑思维、记忆。记得多了，才能融会贯通。所谓熟读、背得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凑，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习的过程，即背记——理解——灵活运用的过程。可以说，孔子的“多记”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应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不可让学生过早和过多地依赖先进的设备，代替自己的记忆或计算，以致出现功能性文盲的现象。 . 关于“多问”，孔子有许多名言，例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这几句话有两层意思。首先，孔子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因为有疑是学生思而不解的表现，说明学生肯动脑筋。他主张有了疑问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思考来解决，不要不假思索地去问别人。只有充分发挥了探究精神和思维能力以后再问人解惑，知识才能理解得深，记得牢。其次，孔子提倡诚实、谦虚的学习态度，认为爱学的人必须抱着眼睛向下的态度向别人请教。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为政》）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而且还要求毕恭毕敬地求教，必须“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季氏》），这样才能求得知识。学而无问难以成为学问。多问才能发展思维能力。才能求得学问。以上这些至理名言相传数千年，但仍嫌贯彻不力。我们的学生往往听讲认真，也能回答教师的问题，但终归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听完一位外籍教师的演讲以后，该提些问题的时候了，常常是一片静寂。问及原因，回答是：似乎设什么问题，或有问题但不敢提，怕说错了被人耻笑，等等。我以为，老师长期不注意启发学生积极思维，甚至怕自己被问住而不鼓励学生发问，将造成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会使我们的民族缺少思辩能力和创新精神。现代语言教学反对以教师为中心，主张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发现语言规律，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敢于提出问题。其宗旨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并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关于在学习中发展思维能力，孔子还提出为大家很熟悉的“举一反三”、“由博返约”等原则。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要求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有一次，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答道：“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治长》）[1] 这说明孔子很推崇概括推理的思维形式。他还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博是拓宽知识基础，约是概括归纳提高，没有博，就不能正确地概括归纳，就谈不上约；相反，没有约，不把知识进行抽象、概括、归纳，形成基本的概念、思想和观点，知识仍然是零碎的，杂乱的。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举一反三”“由博返约”是语言教学中一贯遵循的原则之一。首先通过听说读写的语言训练，学生接触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但这时往往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摹仿阶段，教师要及时引导他们发现语音、语法、构词等方面的规律，进行归纳、小结、概括，使他们掌握这些规则，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增长运用知识于实践的能力，实现学习过程中由博返约的认识飞跃，从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