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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汉学家瓦勒瑞·汉森(ValerieHansen)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专著《开放的帝国: 16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该书的题目已经表明了作者的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中国在1600年之前一直是向外开放的,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居世界先进水平;第二, 17至18世纪之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维持在高水平,但却关上了对外开放的大门,而西方却向现代化大步迈进,18世纪后迅速地超过了中国。为什么要以1600年为界呢? 17世纪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可以分别作为中国和欧洲各国的历史转折点,但却很难找到一件同时标志着中国以及西方的历史开始转折的事件。也许,有一件算不上重大、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却非常重要的事件,可以作为我们所需要的标志;这就是, 1601年利玛窦进京。汉森在“前言”里写道:“当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从意大利来到中国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帝国”,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对外开放的障碍只是最近才设置的,他们把他们所遭遇的障碍当成古已有之的东西,汉森接着写道:“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在利玛窦和他的欧洲同伙到来之前的那些世纪里,中国是一个多么不同、多么开放的国度。”①

汉森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从商周到明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各个不同民族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相互交流而形成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历史。汉森很注意各民族和各国的经济交流,认为对外贸易和新的农产品的种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两次“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一次发生在唐宋时期,一次发生在明朝。商业革命的结果是人口和财富迅速增长,社会繁荣,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关于中国在17世纪以后的落后状况,汉森也从经济和贸易方面找原因。据她的分析,烟草、玉米和马铃薯等新的农作物品种通过中西贸易从美洲新大陆输入中国,过去不适应种水稻、小麦等传统农作物的荒地被开发,用来种植这些新品种;农作物产量的增加以及其它原因导致人口增加很快, 17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三亿;农产品和劳动力的同步增长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工业化的大生产代替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然而,中国却因为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生产方式,既没有采用机器来提高和改进生产的需要,因而也没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动力,结果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落后,随之而来的是军事上、政治上的落后。②

2.经济决定论解释的局限汉森对“中国为什么会在17世纪以后落后”这一问题所做的解释,符合我国一些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解释。根据唯物史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也不例外;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明朝中后期(也有说发生在宋朝的),但这棵萌芽一直没有生长起来,甚至还被扼杀了,最后导致了中国在近代落后挨打的命运。如果要追问:为什么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生长,甚至被扼杀呢?我们通常被告之,那是因为满清入主中原,以奴隶主的落后方式摧残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大倒退,资本主义萌芽因此被摧残扼杀。我们现在知道,上述解释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侵都没有造成长久的、大规模的社会倒退;相反,汉森在她的历史书里说明,外族入侵的一个副产品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快,外族建立的新王朝,如金朝、元朝和清朝,和汉人建立的王朝一样,也有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时期。清朝前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至少不亚于明朝、宋朝,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能够在以前的朝代生存发展,而在清朝却不能呢?汉森仅仅从经济上解释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她在书的“前言”里留下一个悬念:中国在17世纪之前是开放的,以后变得封闭了,读者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在“结语”中,汉森似乎想要告诉人们的却是,中国劳动力充足,密集性的农业生产不需要机器,因此不需要西方的科学技术,因此不再有对外开放和交流的内在动力。汉森的答案有下面两个漏洞。

第一,劳动力的充足与是否采用机器生产并无必然联系。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并不是劳动力不足,相反,而是农村劳动力过剩,流入城市,为大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工业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工人失业,以至出现了“机器吃人”的现象。如果满足于农业和工业上的充足劳动力,欧洲似乎也没有采用机器大生产的需要。反过来说,如果欧洲在劳动力并不缺乏的情况下发生、并推广了工业革命,中国在同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接受工业革命的成果呢?再说,即使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他们也并不因此一定要对西方文化的其它部分,如科学、哲学、艺术和宗教等,统统都报着没有兴趣或根本排斥的态度。这就暴露出汉森解释的第二个漏洞,即,经济的利益与文化交流的动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出自经济上的动机,如佛教的传播并不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入主中原的外族统治者主动接受中国文化往往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经济上的考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那是次要的。如果说中国在17世纪以前一直向异己的文化开放,那么,此后为什么不能向西方文明开放呢?中国为什么会在17世纪以后落后?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解释的一个程式是:归根结底,经济的原因是决定性的。但是,对历史的解释却常常不能把经济的原因作为终结性、决定性的,我们总可以进一步追问那些被当做决定性原因的经济现象的原因。比如,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中国制造业不发达?亚当·斯密的解释是:“近代中国人极度轻视国外贸易”③;为什么中国的科学进步迟缓?休谟的回答是,中国的传统太强大,“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④。这些解释虽然不是终结的,但它们对经济和科学现象的解释,已经涉及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与西方做比较,追问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而西方为什么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问题,经济的解释更为薄弱。我们知道,17世纪的时候,中国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为什么双方此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如此不同?我们必须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去找原因。

3.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结果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入手理解中西现代化的不同命运,我们应该把1601年利玛窦进京是一个标志着中国以及西方的历史开始转折的事件。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着中西文化全面接触和交流的一个时代的开始,从1601年到1707年康熙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的一百年时间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同时把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过去我们把这段历史简单地理解为天主教来华传教史,其实这是“西学东渐”和“中学西被”双向交流的历史,欧洲人在向中国输出他们的文化的同时,也大量接受了中国文化。但是,中西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交流在中国和西方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却截然不同。这一次基督教传教活动以失败告终,随着基督教一起进来的西方文化只在中国少数知识分子的心灵里激起涟漪,留下淡漠的历史痕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耶稣会教士输入的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波涛汹涌的“中国热”浪潮,激发了启蒙运动重要思想家的理想、精神和理论创作。在中西文化的此次交流中,西方人的获益远比中国人大得多。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思想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如利奇温所说:十八世纪的欧洲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三事”合而为一,孔子被称为“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孔子成了十八世纪启明时代的保护神”。⑤中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