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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春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春天，“非典”阴霆的笼罩和由此给公众带来的巨大恐慌、给政府和医疗卫生界带来的巨大压力，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十年后的2013年春天，H7Ng禽流感病毒开始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疫情的及时通报、专家的权威分析，使社会和公众并未出现十年前类似的恐慌与不安。从“非典”到H7Ng，虽然在疫情的发生范围和严重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政府在危机管理上的显著进步、社会和公众在面对公共危机时的日益成熟有目共睹。“非典”对于中国的政府危机管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建立于1995年的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在“非典”期间开始得到大规模、高效率的执行，并逐步常态化;各级各类政府开始对新闻发言人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在“非典”期间迅速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标志着中国卫生应急处理工作开始实现法制化。在取得了抗击“非典”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全面加强了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为核心内容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使我国的应急管理工作逐渐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十年以来，完善“一案三制”体系始终是我国政府提升危机管理水平的着力点，也是学界在研究政府危机管理时聚焦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作用的对象是四类公共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它们是传统政府危机管理的重心。然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冲击、后现代社会心理的生成以及社会转型的推进，政府危机管理的重点与难点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仅仅针对公共突发事件的“一案三制”体系已经不足以应付这种新的局面。

一、十年来中国社会情境的变迁

(一)传播背景:互联网的普及与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新煤体的出现和发展使政府的危机管理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传播环境。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socialmedia)，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和交互性，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大范围的信息覆盖，使政府对信息的封闭式控制或选择性公开基本失效。微博的“转发”和“评论”功能使用户能够在传播信息时对内容进行自我把关和二次创造，并在“粉丝”的关系网中实现快速的裂变式传播。这样的技术特点和传播形式很容易导致危机在空间上的“横向累积”与时间上的“纵向叠加”:微博上网友的评论会自然联系到身边正在发生或记忆犹新的相关事件，一次次地将传统媒体无暇顾及的小事或几近尘封的往事，揉进潜藏巨大传播势能的源发微博内容中。危机在交叠的时空中大规模汇聚，并在基于“关注”功能的粉丝关系网中滚起了雪球，形成一个范围更广烈度更强的危机。危机的“横向累积”与“纵向叠加”还会因最新联系到的事实而延长议题的生命周期。如果新近联系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又会在危机的核心议题下衍生出许多同样具有传播势能的子议题，引发新一轮的舆论狂潮，使核心议题“高热不退”。新媒体还是社会动员的重要渠道。通过为公众搭建横向沟通的渠道，新媒体使以往社会运动中抽象的“我们”成为了可接触、可交流、态度可感、身份可探、规模可观的“网友们”，从而实现高效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在如邻避冲突，、征地拆迁矛盾等“社会抗犷2所引发的政府危机中，公众的行为逐步实现了从让访”到‘生网”再到生街”的转变，行动力和社会影响力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此类危机的成本和难度。(二)文化背景:后现代主义的风行与传统权威的消解随着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并深刻影响着我国民众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后现代主义文化强调开放性、丰富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反对任何试图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使异己的事物屈服于自己意志的霸权野心;尊重各种关于社会构想、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选择(陶东风，1995)。这种“没有规则，只有选择”(费瑟斯通，2000:72)的心理倾向使得传统权威的合法性被逐渐消解，政府的权威开始遭遇空前的挑战，在政策制定和执法过程中遗留的家长式作风开始遭遇抵抗:维持强势政府的传统逻辑听起来不再那么“理所当然”，“大局意识”不再能打消公众因不理解而产生的怀疑与担心，因为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不再天然地优先于私人的、区域性的和眼前的利益。人们不再甘愿只做一颗“螺丝钉”，而是更想维护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希望政府能够倾听他们多元的利益诉求，希望与政府进行更加平等的利益的协商，甚至有勇气与政府(以及与资本和利益集团)展开博弈。(三)社会背景: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加剧与问题的积蓄在中国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的双重进程中，一方面，公民由“单位厂向“经济厂和“社会厂转变，主体性逐渐增强，权利意识也不断觉醒;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了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转移，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与社会问题的积蓄，能否妥善处理由这些矛盾与问题引发的危机，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需要承认的是，国家和政府在转型期的战略和策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跟不上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质量，前者与后者犹如不能完全吻合的齿轮，在运转中不停地发生摩擦与碰撞。

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危机管理重点与难点的变化


本研究以百度“新闻高级搜索”为检索平台对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危机事件进行了筛选:键入危机事件的关键词，将检索时间区段设定为从事件发生起到结束后的一整年，在得出媒体对每一组危机关键词的报道总量(含转载)后，剔除总量少于1000篇的危机事件。通过这一筛选方法，本研究最终选出了十年中(截止到2013年4月30日)的65件“代表性事件”，通过连缀这些“点”，勾勒出了十年来我国政府所遭遇的危机“图谱”。在这份“图谱”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上取得的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当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四类公共突发事件爆发时，政府在“一案三制”体系指导下的快速反应、高效救援、稳妥善后以及整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人文关怀，均体现出其在危机管理上的日益专业与成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危机“图谱”也显示，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已经逐渐由传统的四大类公共突发事件转向以下三个方向:(一)从“外因诱发”为主向“内因导致”为主衍变在政府危机中，有一部分是由政府的内因导致的。这些内因包括:监管不力、管理失当、决策失误、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等等;在另一部分危机中，政府则不是危机的直接责任主体，只是由于其鲜明的“公共性”特征，使各类损害公共利益、危及公共安全的“外因”诱发了政府危机。这些“外因”不仅包括自然灾害、重大事故、传染病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也包括国际纷争和国内重大犯罪案件等。在“外因诱发”为主的危机发生时，公众通常与政府站在同一阵营，共同抵抗来自外部的威胁;而当“内因导致”为主的危机发生时，公众往往将政府视作抗争的对象。通过考察10年中的65件代表性事件，我们发现“内因导致”为主的危机占历年代表性危机总量的比例(见图l)在5个年度中均超过了50%，这一情况在2009年以来出现得更加频繁。“内因导致”为主的危机正逐渐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重心。一﹃峨峨然次叱Z/Z丫’22////图1:“内因导致”为主的危机占历年代表性危机总量比例的走势图(虚线为50%参照线)“内因导致”为主的危机明显增多是我国政府在近十年来遭遇的新情况。在新媒体技术、后现代思潮和社会转型三股力量的联合催化下，公众的公民意识迅速觉醒，他们开始关注自身权利的维护、质询政府职责的履行、催促民主进程的提速。然而，我国政府在转型期的战略和策略，一定程度上跟不上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质量，政治制度的适应性调整的方向及其结果有时也会背离社会的初衷(孙培军，2011)。社会大众不仅没有对这种调整表示顺从，相反还以各种理性或激进的形式表示抗议。这些抗议紧紧地伴随政府制度调整的步伐与轨迹，与之相伴的则是政府声誉与公信力的不断下滑。(二)从事件性危机向结构性危机衍变虽然绝大部分危机在最初爆发时是以事件的形态出现的，但就其状态和本质而言，政府危机可以分为“事件性”与“结构性”两种类型。“事件性”危机是一些偶发的、互相之间无实质联系的事件，危机状态随事件的平息而终结，如“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结构性”危机表面看来也是一些事件，然而这些事件所引发的社会讨论却指向一些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