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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德、俄等十多个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做了全面的实地考察[3](P143)。1882年,伊藤博文首相为考察欧洲宪法又赴德国、奥地利,翌年8月回国,之后便在井上毅等人帮助下起草宪法草案。“殖产兴业”的政策则是在1871年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后,由大久保利通于1874年正式提出的。教育方面实行的各项政策也向欧美中心主义转变,如大量翻译介绍有关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献,制定新的《学制令》、《教育令》,长期地聘用欧美来的教师,并向欧美派遣大量留学生[3](P165-166)。日本从经济、政治制度、科技教育等方面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结果,加速了其建立日本近代文明的进程。而“脱亚入欧”作为日本近代化的主导方向,除了实践方面的意义外,同时也是一种理论指导,价值目标。这个价值目标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它表明日本思想家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西洋近代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发展,日本要立足于世界之林,必须把欧洲文明作为日本文明发展的目标,“一切事情皆应取西洋近代文明”[3](P143)。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论”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文明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观点上的,他指出:“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9](P11)这说明,“脱亚入欧”作为他为日本现代化设定的目标已经超越封建时代,表明日本思想界在文明观上已经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换。二是“脱亚入欧”以具体的欧洲国家为效法的榜样,主张脱离亚洲,“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3](P143),加入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队伍。这种带有对东西文化判断失衡的偏激情绪,和亚洲唯有日本民族优越的狭隘的民族情感交织起来,一旦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战略理论提出来,并演化为风靡日本的口号,演化为一种非理性的国民意识,就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危机,它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恶性发展埋下了隐患。日本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儒学的遭遇也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下展开的。明治初期,日本儒学遭到启蒙运动的批判,同时,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也表现出对儒学作为旧有意识形态的批判。当时以“明六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发扬日本自江户时代即已倡导的“兰学”传统,全面吸收西方的哲学、伦理、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批判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批判触及了儒家以封建纲常为表现的等级观念和儒家传统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例如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批评“政府职能在于牧民”[9](P166)的说法,认为“主张正贵贱上下名分,乃源于欲行专制之权”[9](P166),他的这部著作在当时的日本曾风行一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儒家“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儒学是“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8](P148-149)。而政府方面在批判旧传统时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甚至曾下令“废佛毁释”,并根据新学制把实行儒学教育的私塾和“寺子屋”大多关闭,各藩的藩学也纷纷停办。社会上,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猛烈地冲击着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文化,一时间泛滥起视传统如敝屣,甚至衣食住行皆以模仿西方为荣的风潮[9](P165、169)。传统,被认为是“恶之源”,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近代东西方文化冲突,不只在纵向上表现为西方近代先进文化和当时东方落后的封建文化的差异,而且在横向上也表现出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及不同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冲突。如何对这两者做出清醒的分析,往往是不容易的。“脱亚入欧”作为在明治初期之后提出的理论口号(1885年),亦有它的局限性:一方面,它以明治初期启蒙运动和“西化”之风为背景,表现出激烈批判和否定儒学、割断甚至抛弃传统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深藏着日本民族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所刺激起来的强烈民族情绪。这种情绪不像在近代中国那样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逆反,而是一种对东方文化的艾怨。而对一种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另一种文化的简单贬斥常常会把一个民族引向歧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常常使一个民族失去自我。如上文所述,概言之,前近代的日本文化是儒学与本土文化相互作用,长期融合形成的,无论在政治建制、思想传统以及民间习俗方面,日本文化都深深打着儒学的烙印。特别是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儒学或汉学更成为武士阶层乃至一般人受教养的基础。因而直至近代,在日本,尊崇儒教文化一直是知识分子及一般人的心理习惯。但是,日本的儒教文化毕竟是继发型的,所以面对先进的西方近代文化,日本民族没有因袭儒学传统的重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之。然而强烈的西化之风也造成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失衡,因而“脱亚入欧”的另一个侧面便表现为由批判而痛恨儒学,由痛恨儒学而转为鄙视儒学,及鄙视产生和传播东方儒学的东方国家———在日本,则欲以欧洲文化取代儒学和东方传统文化。例如,福泽谕吉曾说:“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8](P147)而代表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植木枝盛则在他的《男女及夫妇论》中大声疾呼:“妇女们,抛弃儒学,撕毁四书五经及小学之类。它们都是你们的仇敌。”[9](P168)明治初期全盘西化、割断传统的倾向至明治中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这就是在思想界兴起了重新追寻传统,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探索自身文化发展道路的风气。例如大西祝指出:“当今我们思想界的重要任务,是在把东西各种思想进行比较、判断和批判,并认识其倾向及其价值。”[3](P145)他看到当时日本思想界的混乱状况,西洋主义、日本主义、急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对立交错,传统儒教、佛教思想与新流入的西方思想混杂,因而主张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中创造日本的现代文化。他说:“如若在我日本开创某种特别的新思想,那也必将是在斗争和调和之间完成。”[3](P145-146)井上哲次郎则自言其志:“自己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不放松东方哲学,企图以两者的统一融合为已任。”[3](P146)他们认为,既要借鉴西方现代文化,又不要简单抛弃东方传统文化,使两者兼容并包,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日本新文化。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家是自觉地抵制欧化之风,并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思想家将回归传统、复活儒学的思想主张直接与国家整备及文教政策的调整结合起来,这就使得儒学的地位问题与明治政府实施现代化的方略,及国民道德教育的方向密切相关。例如明治十二年(1879)元田永孚倡导醇化风俗为目标的思想善导政策,他的提案(“教学大旨”)是凭借天皇“侍讲”的地位,用天皇意见的形式提出来的。元田永孚针对文明开化后品德恶化、风俗紊乱的思想状况,主张“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根据“祖宗的训典”阐明“仁义忠孝”的品格;而代表开明派官僚的伊藤博文提出反提案(“教育议”),对元田的开明文化政策的批判,进行反批判。与元田不同,伊藤认为所谓风俗紊乱,不外乎旧有的身分道德已在崩溃,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深入到了学校教育,而这都是维新变革的副产物,是不可避免的。伊藤认为此时不能改变文教政策,使儒教成为国教。此后,元田又写了“教育议附议”,再次对伊藤进行反批判。保守派与开明派关于国家文教政策是回归传统还是坚持欧化的意见之争,同时也是争夺文教政策领导权的对立。伊藤一派既希望坚持开明政策,又热心致力于在人民心中培养崇拜天皇的感情,所以持政教分离的主张。而元田在争论中则处处打着天皇的旗号,来坚持儒教主义的复活。从实质上来说,元田在文教上坚持的复古,在政治上是以政教合一为其理论内容的,所以他对于明治维新所企图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权,是更合适的体系[10](P119-128)。传统派和欧化派围绕文教方针所展开的争论,最后是元田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而曾充任过文部省编辑局长的西村茂树所写的《日本道德论》,也是以批判伊藤内阁的欧化主义为直接动机而写的。它标榜儒教主义,其内容既是西村对于文教政策的想法,实质上也是对前两派争论的一个折衷和总结。与元田的纯粹儒教主义不同,西村所主张的是混合儒教主义[3](P164)。他对儒教最大的改制,是从西方哲学中借来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内容,从而增强了《道德论》的政策性和实践性。西村的《日本道德论》带有浓厚的以道德为基础的国策论的色彩。它的目的是要确保日本对外的独立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发扬国威”,造成一个“国力强盛”、“治安而隆盛”的日本帝国。他以为欲达这一目的,除道德之外别无他法。因此,他把道德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