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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盛衰的根本问题,认为“国家的盛衰治乱,不外是人心的聚散离合”,“人心腐败涣散,人民主张个人私见,不顾国家大计,都足以使国家灭亡”[10](P129)。这种以道德问题为中心的思路,无疑是传统儒学的思路。西村指出,当时日本的“政府没有一定的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全国人心的道德”,因而民心“轻躁浮薄”,“民心没有一定方向,尊重国民道德之心也就薄弱”[10](P130),瞻望将来,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消除国家的危机,《日本道德论》主张以“儒道”为“世教”来聚合人心、推广教化,整顿国家秩序,以为“儒道”的“忠孝之教”对于“维护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端正君臣地位,美化国民风俗,非其它诸教所能及”[3](P164)。但是,在西村看来,“儒道”本身亦有缺陷,这就是除了乏于西方哲学的学理微妙、研究精密之外,最重要的是过于重视太古,使人倾向顽固、保守,不能适应当时进步的形势。而在新形势下改制儒学,使之适合巩固绝对一元化的天皇制,并适应由上而下推行日本近代化的要求,这就是西村兼取“二教”,以之为日本近代道德基础的原因。儒学在日本近代经历了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批判、西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中期执政者关于文教方针和治国方略的选择,最后终于被确立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并被保存下来,这表现了它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适应性。但是,不幸的是,儒学成了天皇至上的理论绝版,这种背景下的儒学与天皇绝对主义政权结合的结果,使其内涵着的国家主义、忠孝的绝对服从观等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并向着负面恶性地发展,最终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悲剧。二战后,日本国溃败了,经济发展停滞了,传统也中断了。但这种中断其实只是中断了它与带有封建专制特色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策的联系。战后,在日本经历了彻底的民主改革后,仍然是这批抱着效忠国家观念的、勤奋工作的日本人民,创造了东亚的奇迹,使日本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此,人们有各种解释,其中有不少人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当然原来不存在西方那种新教伦理,但它却有同等功能的世俗伦理和精神”[2](P23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中心与边缘》中说:“社会有一个中心……中心或中心圈是一个价值观和信仰王国的现象。它是主宰社会的象征、价值观和信仰的秩序中心……每个社会都有官方宗教,尽管人们认为社会是世俗的多元和宽容的。中心也是一个行为王国的现象,是某种制度的行为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价值观才得以具体化,才能够被认识。”[10](P225)根据这种论述,儒学在近代日本是否也起了某种“官方宗教”的作用呢?　　

 

二、韩国儒学的特点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衔接方式上,韩国与日本是有差别的。自然,这与韩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的差异是很有关系的。

 

1•韩国儒学的特点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日本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兼容性特点,正像有的日本学者指出的:“日本的儒教不是制度上的儒教,而是作为一种理念上的儒教。换句话说作为理念的儒教,在任何制度里,能否现实化是完全自由的”。“在制度上能促使儒教思想扎根的是科举考试。和韩国、越南不同,日本从未引入这种制度”。“在日本,由于通过学校教育,使得儒教的理念更加鲜明,并最有效地普及开来。”[11](P484-485)这里应该指出,日本儒学对政治制度依赖较少,而更多地与学校教育有关。儒学正是通过国民教育的途径贯彻到日本人的深层理念和民族精神之中的。因而在近代,面对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流入日本的西洋文明的波涛,看来儒学似乎一时失势,但在道德教育上,没过多久儒学就重新活跃起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儒学仍是日本道德教育的主流”[12](P1299)。韩国儒学则与此不同。有的韩国学者说:“韩国是世界第一的儒教国家”[13](P157),“韩国是只有通过朱子学才能解释的国家。”[14](P150)确实,在韩国,儒学在一定时期是在政府扶植保护之下,作为官方的、与佛教相抗衡的正统意识形态被引进的。韩国儒家学者对朱子理学有一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情结[15](P461),尽管朱子学并非原始儒学。在韩国历史上,儒学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设立太学,以儒学教授子弟、培养人才开始,以后渐渐越出教育领域,向国家制度层面和社会价值层面渗透。三国时代传入朝鲜半岛的儒学主要是汉唐经学,从内容上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政治思想,因而儒学在官方的倡导下发展。朝鲜王朝建国之初更明确了儒教立国的政策,自此儒教享有国教地位,支配整个思想界长达500—600年之久。朝鲜儒学以朱子学为正宗,具有强烈的排斥异端的色彩。不仅拒斥佛教,而且对于宋明理学内部派分出的强调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的陆王心学也严加排斥。这样就使得韩国理学比中国宋明理学更沉缅于思辩,心性义理说更周密,学说更正统,甚至于演变为一种趋于“特化”的意识形态[16](P1354-1355)。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压抑以及学术上的烦琐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韩国儒学失去了探索、创造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适应或应付急剧变化的外部世界的能力。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使是作为对儒学官学化、梗塞化的反省而出现,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派”,也难以有真正的作为。因此,当近代来临的时候,作为朱子学“嫡统”的韩国,不能迅速熟悉由于西欧文明开创新世界的新形势,“儒教作为统治哲学,完全执着于既得权力,没有理解异教的努力,受到官学权威的限制,没有接受新文化的雅量”[17](P193)。韩国面对近代的这种姿态恰“与以包括了朱子学、阳明学、实学等多种内容的儒学和神道佛教等儒教以外的思想状态来迎接近代的日本,形成了极好的对比”[14]。因而很多韩国学者在总结韩国近代化的教训时,甚至认为作为正统文化的儒学应当担负延缓朝鲜改革进程,不能有效地应付日本帝国主义国权侵夺的责任[15](P495)。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以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国在丧失了政治上独立性的同时,也被剥夺了自己文化上的特点。但韩国的儒学并未就此而中绝。一方面,它爆发为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爱国家和民族的义理精神,或化为一些儒者标榜教育救国、企图通过培养后代人才来夺回国家的坚韧的努力;另外,也被少数人捏造为对日本侵略有利的“皇道儒学”。1945年迎接光复时,在韩国也曾有许多人设想以政治、文化、思想上的传统来填补由于战败国日本的退却而造成的空白,但是这种努力却因为当时东方文化正处于衰败的国际大环境,而最终流于破灭[17](P194)。1945年光复后,本已饱尝殖民之苦的韩国又承受了二战后国际冷战局势的恶果,被陷入南北分裂局面。国家分裂后,原先统一的经济变为“南农北工式经济”,由此,韩国一下子变成彻底的农业国。不久后发生的朝鲜战争(1950—1953年),又使韩国经济遭到彻底破坏。但是,朝鲜战争除了有破坏韩国经济的负效果外,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这就是在摧毁韩国经济的同时,也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社会的旧习惯、旧制度、旧的思维方式以及旧的生活方式进行了一次较彻底的破坏。作为韩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学的真正中断,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韩国儒学在经历了历史性的中断后,是否能获得劫后新生呢?这其中还有一个在什么氛围中以及从什么方向上重新开发和利用儒学的问题。

 

2•韩国现代化中儒学资源的再度开发利用在研究韩国现代化问题时,许多学者认为,韩国现代化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而朴正熙政府是在现代化中第一个有作为的政府。朴正熙政府将儒学精神同西方价值观、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方式结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18]。朴正熙的前任是李承晚和张勉。李承晚当政时正值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在美国扶植下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实行了总统中心制。但李承晚当上总统不久就通过修改宪法、宣布戒严等手段,排斥打击异已势力,扩大总统权力,使韩国的民主共和制发生蜕变。他用西方的民主手段来维护个人独裁,以“先统一后建设”为执政原则,实则以“统一”为幌子,热衷于政治权力的纷争,无视经济发展和韩国现代化建设,实行的是“政治加军事的民族主义”[19](P92-93)。1960年,李承晚因政治腐败、政局失控而被迫下台,而接替李承晚的张勉民主党既无力控制局势,也无能发展经济,只能维持着从西方移植和引进的民主制度的空架子。因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