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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仅一年左右,其政权便被朴正熙等人发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朴正熙是在美国支持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本人信奉孔子学说,既有韩国民族文化的背景及民族意识,同时又曾任日本统治时期伪满军少尉,后来上过韩国陆军士官学校,并被派到美国步兵学校高级军事班受过训,兼具东洋和西化的思想背景[20](P298-299)。从韩国走过的历史看,当时在经历了36年日本的殖民统治及朝鲜战争,战后又接受了美国从军事教育和行政管理渠道输入的西方科学、管理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并经过社会内部思想的巨大震荡、国家政权更迭的反复试验,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代价之后,韩国已有能力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吸收消化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管理技术,重建自己的民族国家。历史给了韩国儒学以重新发挥活力的机遇。朴正熙执政18年,首先在政治上否定了腐败无能的旧政权,建立了有权威的高效率的政府,又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增长第一、工业第一、出口第一”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并通过一系列国民精神运动,振兴了民族精神。由此,他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实现了产业结构(从农业到重工业)的转变和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韩国摆脱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境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为以后几年(1980—1987年)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后来被人们称为“韩国发展模式”,韩国仅用四分之一个世纪便使自己跃升为仅次于日本的东亚第二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可以说,朴正熙政府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成功嫁接西方文化的典范。在总结“韩国模式”的经验时,人们提出了很多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点:(1)有一个致力于经济开发、相对廉洁而高效率的政府;(2)选择了符合国情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3)尊重知识、尊重和重用知识分子,注重发展教育[20](P298-301)。综上所述,儒学在韩国近现代史上经历了一个中断过程之后,通过时代的转换,又在哪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呢?首先,韩国的“新权威主义”政府在韩国现代化开创时期,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形成整体号召机制,将国民意志引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的作用,并且政府在经济建设中亦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而韩国新权威主义政府之“威权主义政治”的形成与韩国历史上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我们总是能够在“新权威主义”中看到儒学的影子。正如北京大学陈峰君教授在将东亚与印度亚洲这两种现代化模式进行比较时所指出的:东亚威权主义政治的形成,与其传统政治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儒教是东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韩国、中国的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东亚历史文化传统的这种特点,使该地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这就构成了威权政治的文化根源。同时他又指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其核心是信奉‘大一统’,要求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当代的“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东亚威权主义的产生是以传统专制主义的消亡为历史前提的”,与“资本主义时代相联系,它代表的是新兴工业化势力的利益”[19](P89、84)。其次,当代韩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都与传统儒学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有关。韩国历史上曾实行过儒家文化的科举制,特别是中国宋代儒学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成就和社会地位的传统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至今,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保留有“学而优则仕”的儒教传统观念。这种传统观念为韩国推行现代教育制度,进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加快了适应现代化人才机制的形成。同时,从更大的文化背景上看,它也使韩国,乃至东亚国家的发展在人才竞争上显示出一种优势。例如,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就曾指出:“儒家传统似乎在强调严峻,甚至是冷酷的竞争,并基于此点制订规范,‘学而优则仕’,通过教育竞争,杰出者将取得职权和社会地位”,但是,“在欧美创立的国际市场上,东亚人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他们的高度竞争水平和技术能力。这种才能的来源,很明显地出于中国人或受中国文化影响者所积累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启迪并受到上述思想的规范。”[21](P1408)第三,与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相应的,是社会文化体系层面儒家文化的积淀所起的作用。这种层面积极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有赖于政府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积极倡导,另一方面,它又是以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为现实基础的。而恰恰是后者,往往被人们看作是韩国乃至东亚模式在儒教文化方面的突出特征。下面,仅从韩国的“国民意识改造”和“家风式的企业文化”来作简单说明。韩国非常注重“国民意识的改造”。为了充分调动国民这个进行经济建设的主体,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朴正熙政府就提出了“改造国民性以适应经济增长和国家现代化”的“第二经济理论”,号召韩国人改造民族性和国民性,强调建立一种“国民相信工业化同每一个国民的利益休戚相关”的国民精神。国民意识改造注重发扬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并把它与西方崇尚科学的精神相结合。朴正熙政府倡导和领导了“全民科学化运动”,注重提高全民的技术和技能,改造国民意识结构,倡导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科学化,杜绝浪费、迷信、虚礼、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等陈规陋习。国民意识改造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教育,它是一种更广泛的国民教育,其目标不仅在于培养精英,同时也更注重教育农民,培育中产阶级,及锻造一般国民精神。严格说来,这种国民教育是一种特殊意义的全民教育,并且贯穿于教育的始终。“家风式的企业文化”是韩国企业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韩国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家风式的企业文化。这种类型企业文化的突出特点是重视人性,依靠礼义和人情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它深深地植根于强调忠孝和仁义礼智信的儒教传统思想之中,受传统的大家族制度的家长式权力及其相关的行为准则的影响。韩国家风式企业文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观,表现为突出以人和人品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重视企业成员应具备的诚实、勤勉、责任感、合作精神等品德。细细想来,这不就是现代管理中倡导的以人为本吗?二是集团结构。表现为集团主义的行为准则和“本分”主义的行为规范。三是位阶结构。表现为重视企业组织内的上下职位秩序,因而形成了员工对企业组织的隶属心理,服从权威、恭敬上司、忠诚于企业等[22]。韩国的家风式企业文化,与它所赖以产生的权威主义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化政策是一体化的,它不仅表现了韩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也表现了其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这种特点往往被当作韩国模式的“共同体式资本主义”或“儒教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其实,这种特征不仅仅是韩国模式所具有的,也是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所具备的。关于这一点,正如韩国金日坤教授所指出的:“儒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秩序。在欧洲,人们是利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或社会契约的原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而儒教文化中的秩序却是靠‘忠’和‘孝’的集团主义原则来维护的。”[23](P111)他又说:“在具有儒教传统的国家,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人们之间,保持着上下尊卑的关系,有一种置身家族之中的感觉……儒教文化圈内的国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家族共同体,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宗族般的人际关系。”[23](P1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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