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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敌苏联的武力威慑和外交分化，美国对盟国间的分歧尽量采取妥协、安抚的方式而避免用高压手段解决，基本上成功地维持了联盟的团结。在帮助树立美国霸权的良性地位的事件中有两桩比较突出：一是战后初期美国花费巨资帮助西欧盟国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一是美国对西德和日本两个被占领国没有象历史惯例那样压迫、掠夺，反而帮助它们从废墟上站起来跻身于世界最富强的经济大国之列。这两件事加上美国为所有盟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使美国霸权或“领导地位”在西方民众中享有较佳口碑，至今还有不少西方国家特别是德、日两国的民众对美国的帮助心存感激，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的西方盟国对美国霸权甘愿追随而未有挑战者，除了美国无可匹敌的实力外，这种合法性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在冷战的“旧日好时光”里，由于存在着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制约，美国在其霸权体系的外围即大部分处于其影响控制之下的第三世界中的霸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尽管远不如在其核心范围内的程度，美国在第三世界的霸权也带有某些“良性”特征，例如上面提到的为“西方世界”提供的种种经济公益和安全公益，第三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受益，特别是在一些贸易优惠和发展援助的国际安排上。然而，美国在第三世界的霸权还带有不少“恶性”特征，例如它作为霸主常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肆意侵犯它们的主权，甚至不惜通过暗中破坏或武力入侵的方式在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颠覆合法政府、扶植亲美的军人独裁政权。这就决定了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霸权既有接受服从的一面，也有反抗斗争的另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世界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霸权虽无“良性”可言，但其存在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美国的有效制约，是促使美国霸权“良性”化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前苏联的存在通过两种途径为美国霸权合法性的树立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其一是通过竞争的途径。当时美苏两强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卷入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双方为争取世界各国的民心而竞相为世界提供“公益”，尤其是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贸易优惠和发展援助。这种竞争迫使美国极大地加强了其霸权的公益方面，而它也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场竞争中占据明显上风，使它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正统。其二是通过对比的途径。前苏联高压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僵硬教条的意识形态使美国尽管有限的民主自由格外具有吸引力，前苏联低效拮据的经济使它在国际经济交往上远不如繁荣富足的美国出手大方（如在开放市场和提供援助方面），而它对盟国的粗暴控制（如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干涉）又与美国与其盟国较为宽松的伙伴关系（如任由法国退出北约军事机构）形成鲜明对照，所有这些都从反面衬托出本来也有很多问题的美国霸权的相对优越，提高了美国的威望和美国霸权的正当性。最后，前苏联用自己的解体给美国霸权的正当性注入了一针终极强壮剂，让美国可以向全世界炫耀自己从观念到实力的一切都在与“邪恶帝国”的较量中分出了优胜劣败，也让更多的世人相信了美国霸权的“良性”性质。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带着它一度对美国构成的制约一起消失了。美国从此一家独大，可以为所欲为而无所顾忌。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提升，美国霸权的正当性日益削弱；随着美国霸权的覆盖范围向全世界扩展，其性质也在迅速“恶性”化。没有了苏联的竞争，美国不再热衷于向世界提供“公益”，反而可以为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牺牲诸如军备控制、打击犯罪、环境保护、自由贸易和货币金融等方面的国际机制，如美国撕毁反导条约、退出国际刑事法庭、取消京都协定、对钢铁等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金融危机先是袖手旁观而后又在援助时附加苛刻条件等等，就都是具体事例。此外，美国国际发展援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美国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态度愈来愈消极，其实质可以概括为：要美国出钱出力就必须服从美国的意志、为美国利益服务，不然美国就什么也不给，连会费都不付，甚至干脆撤出了事。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强了对外干涉的选择性，在无利可图时放弃作为霸权国家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对发生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巴勒斯坦等地的种族清洗罪行无动于衷，或是直至太迟才有所动作，或是至今还在纵容助长犯罪。反过来，当美国认为符合本国利益或意识形态的需要时，它可以罔顾全世界的反对去进行那些完全没有任何国际法理正当性的海外干涉，如它在巴拿马、海地、科索沃以及伊拉克（1991年以后）所做的那样。如今，多边主义于美国外交已成昨日黄花，最后通谍式的号令已取代协商谈判成为美国外交的常规，最近的例子就是布什在反恐之初对世界各国的警告——“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除了实力地位是首要决定因素外，美国霸权性质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外交思潮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主张强硬路线的新保守主义得势，已经开始使美国霸权呈现种种“恶性”症状，如到处支持搞恐怖活动的“自由战士”（包括前苏联侵阿战争期间的本·拉登等）、无视国际法庭对美国在尼加拉瓜犯罪的裁决、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但受当时实力地位的制约（两极均势而非单极独霸），美国还不能完全无法无天。及至冷战结束，尽管克林顿政府信奉的自由主义原则主张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但毕竟形势比人强，美国单极独霸的实力地位还是使美国霸权走上了“恶性”化的道路，例如在对海地和科索沃的入侵中美国就全然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一意孤行。到了小布什上台后，保守派控制了政府，强硬路线大行其道，美国霸权开始了全面而急剧的“恶性”化，而“9·11”后的反恐攻势则使美国霸权秩序的正当性消失殆尽。三、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 “9·11”以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反恐攻势。本来美国以受害者的身份去讨公道，以世界最强国的地位去维持世界秩序，是满可以占领道德高地而大兴正义之师、博得世界各国的拥护和支持的。然而由于美国在这场反恐斗争中独断独行、肆意妄为，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全不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意见放在眼里，反而把别国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视若草芥、随意摧残，还假借反恐之名行一己之私，趁机在全球铲除异己并实现其地缘战略部署，再加上美国的反恐攻势从一开始就存在法理上和程序上的严重缺陷，从而完全瓦解了这场攻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使之成为美国从霸权向暴政迈出的一大步。美国反恐攻势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首先出在对打击对象的界定上。反恐攻势的打击对象自然是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然而谁是恐怖分子？奇怪的是，尽管联合国已经通过了数以十计的谴责、制裁恐怖主义的决议、公约，它却迄今为止未能对“恐怖主义”下一个国际公认的定义。倒不是因为这个定义真有这么难下，而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坚决不让达成共识。这个阻挠者不是别人，正是以反恐领袖自居的美国。多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不断提议要对“恐怖主义”制定一个公认的、权威的、明确的定义，以使国际反恐法规和行动有一个统一不变的尺度而确保公正。然而这些努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美国及其少数追随者的反对而未果。美国担心，一旦有了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定义，美国及其盟友的某些作为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活动，而他们自己就成了恐怖分子。反之，如果不存在这一标准，那么美国就可凭借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传媒、舆论等方面的压倒优势成为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者。那样，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好恶把一些人定性为“恐怖分子”，而把另一些人称作“自由战士”，尽管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相似。问题的症结在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为了正当的目的能不能不择手段？正当的目的能否使恐怖手段正当化？对这一问题美国采用了双重标准：只要目的是它支持的事业，答案就是肯定的，反之则不然。例如，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一大批伊斯兰圣战组织，过去在阿富汗同苏军及亲苏政权作战时，美国把它们奉为“自由战士”，给予大量武器弹药和后勤支援，还为它们提供恐怖活动的训练和器材；但是到冷战结束后，当这些组织把斗争矛头转向美国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时，便立刻成了“恐怖组织”和美国清剿的对象。又如在过去40年中，美国处心积虑想要推翻古巴的“极权政权”，并为此庇护、资助、装备和训练了大批古巴流亡分子对古巴进行常年不断的破坏、骚扰，包括劫持飞机和船只、暗杀和绑架、对民用特别是旅游设施纵火和制造爆炸，以及对农作物和牲畜投毒等典型的恐怖活动，可是美国却把这些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称为“自由战士”。反之，对于从萨尔瓦多到危地马拉到哥伦比亚等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游击队，美国却一律定性为“恐怖分子”，不惜伙同那些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