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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恐怖分子”还残暴百倍的亲美右翼政权进行围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出于同样的双重标准，美国曾经一方面煽动并支持经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科索沃民族解放军”和车臣叛军进行“争取民族自决”的恐怖叛乱活动，另一方面却支持它的盟友英国和西班牙分别对争取独立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和巴斯克分离组织进行残酷镇压。然而，反差最强烈的莫过于美国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区别对待。如果有任何目的可以使手段正当化的话，那么没有什么目的能比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更正义的了。他们的土地被强占、家园被摧毁、自由被剥夺、人民遭屠杀，他们有一切理由去反抗、去争取民族生存的权利。可是美国及其主宰下的西方传媒却把“恐怖分子”这顶帽子牢牢地扣在巴勒斯坦人的头上，把受害者变成了罪犯。反过来，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所有恐怖活动的始作俑者，也是最严重的恐怖罪行的制造者。从上世纪40年代起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就使用恐怖手段打击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首开了使用信件炸弹暗杀官员和在闹市制造强力爆炸杀伤众多平民的先例。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沙米尔当时是一个主要恐怖组织的领袖，他曾直言不讳地著文鼓吹“抛弃一切反对恐怖活动的禁忌和废话，”宣称“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或传统不允许把恐怖作为战争手段”，“当涉及民族斗争时我们没有丝毫道德上的迟疑”去把“恐怖作为政治战争的一部分”，去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战争”。以色列建国后又对阿拉伯邻国进行了一系列首开先例的恐怖袭击，包括劫持和击落民航飞机、绑架人质、使用邮包炸弹和汽车炸弹等等。现任总理沙龙在1982年一手策划的沙巴难民营大屠杀（3500人遇害）和以色列及美、英情报机关共同制造的1985年贝鲁特市场大爆炸（300余人伤亡）都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案例。近年来，以色列更是有恃无恐地对巴勒斯坦进行恐怖攻击，用导弹屠杀无辜平民，用推土机夷平民居，用昔日德、日法西斯占领军惯用的“连保连坐”的野蛮方法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家人、邻居和同事进行报复。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同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政府行为，比之后者的个人行为更令人发指、更不可容忍；前者是藉先进强大的军事机器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比起人体炸弹式的原始恐怖主义来杀人更多、效率更高。然而正是对于这么一个甚至不屑遮掩自己的恐怖主义罪行的国家，美国却倾全力相助。离开了美国在道义和外交上的坚决支持和每年40亿美元的军、经援助，以色列的所有这些暴行是难以为继的。美国与恐怖主义的瓜葛并不止于上述种种对恐怖活动的支持，它本身的国家恐怖主义记录比起其盟友来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就是三年前美国率领北约对南联盟的野蛮轰炸。简言之，美国为了迫使南政府接受强加于它的科索沃危机解决方案，不惜对包括电厂、水厂、铁道、公路、桥梁、电台、电视台、学校、医院、居民住宅区在内的民用目标进行了事先预谋的狂轰滥炸，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尤为恶劣的是美国还大量使用了专为增加对平民杀伤力的贫铀弹和子母弹。美国的目标无非是通过轰炸在南联盟公众中制造恐怖以对南政府进行讹诈，从而迫使其屈服。尽管在国际上坚决反对对恐怖主义下定义，美国政府在本国内却对恐怖主义有明确的界定：“恐怖主义是指为制造恐怖而有预谋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目的在于恐吓或胁迫政府或社会以实现某种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企图。”如果把美国在南联盟的所作所为与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作一对比，其相符的程度令人吃惊。当然，有着双重标准的法宝，美国一贯正确的地位不会有丝毫动摇。如果说对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是美国反恐攻势在法理上的漏洞，那么不经审判即行定罪和惩罚就是对“正当程序”的破坏。美国攻打阿富汗的理由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是制造“9·11”的元凶，对此，美国通告天下“我们有证据，但不能让你们知道”。尽管基于后来逐渐浮现的蛛丝马迹这一判断为许多人接受，美国对正当程序的破坏仍不能不引起世人的焦虑。因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证，单方面的判断有可能正确也有可能失误，后者正如美国侵占伊拉克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战前它对萨达姆的指控无一成立。美国在反恐行动中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行刑队的职能于一身，完全破坏了对司法公正至关重要的分权制约原则，严重削弱了反恐攻势的正当性。如果世界上谁是恐怖分子、哪个是恐怖组织或国家、该对它们进行什么样的惩罚等等都由美国一家“钦定”，那么其他国家还有什么权利和安全可言？除了法理和程序上的弊端，美国在阿富汗“执法”时滥捕滥杀的行为也早已超过了自卫的正当界限，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反恐攻势的正当性。同轰炸南联盟时一样，为了把美国军人的伤亡减至最小，美国空军不惜以阿富汗平民的生命为代价从高空以巨型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大量不必要的平民伤亡，而且事后既不认错，更不道歉。美国还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剥夺战俘的一切权利甚至虐杀战俘，并以“不承认其战俘身份”的狡辩去搪塞国际舆论的关注。通过这一切美国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它的傲慢与偏见：生命和权利之可贵是对美国人而言的，至于对别人，那是可以视若草芥的。及至伊拉克战争，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美国发动侵伊战争使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法体系和当代国际关系准则遭到了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规定国际间使用武力只有在自卫和对侵略者实行集体制裁两种情况下才具有合法性，美国对伊动武既谈不上自卫，更算不得集体制裁（缺乏国际共识和安理会授权两项要素），而是赤裸裸地恃强凌弱，为今后大大小小的侵略者以各式各样的借口发动“预防性战争”开了一个极危险的先例。美国对伊动武也是对联合国威信的沉重打击：伊拉克的下场向世界各国昭示，服从联合国决议、与联合国合作自行解除武装的结果是遭受入侵，是自取灭亡；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就是不理睬联合国和一切军控压力，全力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以尽早获得有效威慑能力。这将导致恶性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美国的行为也是对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多边协商机制的嘲弄，因为一切多边协商的努力在美国的单边霸权面前都显得如此徒劳、无奈。美国的行径是如此蛮横霸道，以至它的亲密盟友德、法两国都不惜公开与之决裂，使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在北约盟国中降到越战以来的最低点，更不用说对俄、中这些原本就对美国霸权心存疑虑的大国了。美国侵伊战争把世界推回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而一个暴力取代理性的世界秩序毫无正当性可言，恰恰是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想用暴力为自己建立“绝对安全”，结果却很可能是适得其反。攻占伊拉克后，美英两家弹冠相庆，布什俨然以征服者的神气傲视全球：瞧，这就是与美国作对的下场。不过，美国的鹰派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美国赢得了一场战争，却输掉了全世界的民心，输掉了美国霸权秩序的正当性。不管美国如何强词夺理，也无法掩盖这次战争的非正义、不道德、甚至侵略的性质。美国为发动战争罗列的三条理由，以事实和逻辑进行检验，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首先，美国说发动战争是因为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WMD）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威胁。在任何明眼人看来这都是十分可笑的借口。从1991年第一次对伊战争结束至1998年的七年里，联合国武检人员象篦头发一样把伊拉克查了一遍又一遍，加上去年安理会1441号决议后的数月强化搜查，伊拉克还藏有WMD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伊拉克既没有在战争中使用WMD，美英联军攻占伊拉克后也未能发现任何WMD，就已经使这一借口不攻自破。何况要是美国真的担心伊拉克拥有WMD，它就不会一再破坏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了——先是在联合国武检人员中安插间谍为美国和以色列非法收集情报，导致与伊拉克摩擦不断；后来又发动“沙漠之狐”行动中断了核查；最后更是不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以战争迫使核查停止。其实美国真正害怕的是如果让核查继续下去，查出伊拉克没有WMD，那么它就没有借口发动战争了。其次，美国声称对伊作战是因为萨达姆政权支持伊斯兰恐怖组织，美国为了自身安全必须切断这一恐怖主义源泉。然而与大规模杀伤武器一样，美国在占领伊拉克、掌握该国全部档案资料后还是找不到一点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的证据。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公众甚至美国公众都不再相信这一莫须有的罪名了。美国发动战争的第三条理由是为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独裁暴政下“解放”出来。这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萨达姆的“暴政”最甚的是在1980年代后期，也就是伊军使用化学武器对本国库尔德族进行屠杀的时候，而那也恰恰是美伊关系最好的时期，美国政府不但为萨达姆政府提供贷款等经济援助，还准许美国公司向伊出口可用于制造生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