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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日本学者有关日本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最多,《韵镜》就是典型例证。留学论文关于《韵镜》与日本汉字音研究的关系,见笔者《日本学者〈韵镜〉的研究》一文[1]。由于《韵镜》研究也代表了日本学者对日本汉字音与中古等韵学关系思考的成果,所以,日本汉字音与中古等韵学关系一般也不再说明。

一

从我们关注日本汉字音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看日本学者能否给汉语中古音研究提供比较清楚的线索,以及重要的可靠证据。

1.满田新造《支那音韵の历史的研究》(又称《支那音韵断》,发表于1915年,后于1923年整理为博士学位论文)把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汉唐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宋元以后。第二个时期相当于后来人们所说的中古时期。第二个时期他又分为4个阶段,即汉魏、晋、南北朝、唐。在第一篇第二章“诸方音在考古上的价值”中,涉及考订音值材料,第一个列的是朝鲜汉字音,第二个列的就是日本汉字音,特别看重日本汉字音资料在研究汉语中古音上的作用。比如,第二篇“汉晋时代的韵”第一章“ng尾韵”中,考订“东冬钟江”、“阳唐”韵,用中国诗赋押韵材料、梵汉对音资料之外,取用大量《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文献上的假名注音材料。但满田新造假名注音材料许多反映的是韵母主要元音的,与“ng尾韵”的严格对应关系还有待于证实。其他韵母音值的考订也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问题[2]。

2.高火田彦次郎《支那语の言语学的研究》引述中国学者钱玄同《文字学音篇》的观点,将汉语语言发展的时代分为6期(一、前11世纪—前3世纪,周秦;二、前2世纪—2世纪,两汉;三、3世纪—6世纪,魏晋南北朝;四、7世纪—10世纪,隋唐五代;五、11世纪—13世纪,宋;六、14世纪—现今,元明清中华民国)。其第4期研究资料,除了《切韵》系韵书之外,就是所谓日本汉音吴音、朝鲜音;西北方面的畏吾儿、西夏语;又西方、西南方向的西藏语、波斯语、印度语、安南语等音译、以及与《韵镜》的对比研究(《艺文》第19年第8号,1928年)。从中国语音(音声)史角度看日本汉音吴音,吴音,时段为6世纪;汉音,时段为7世纪,存有古音;可以为拟音提供重要证据(《艺文》第19年第9号,1928年)。涉及到具体的音值,高火田彦次郎列举了许多日本汉音吴音例证:“唇音研究”,比如,并母,吴音为b,是浊音,与汉语吴方音一部分字相同,可以解释为存有古音成分;汉音为h、f,与汉语方言差别较大。高火田彦次郎所举日本汉音吴音证明与汉语中古音的关系,大多以高本汉为依据,看来,他对日本学者有关日本汉字音调查成果的吸取并不够[3]。

3.大岛正健《汉音吴音の研究》(第一书房,1931年10月)第二章“汉音吴音的由来”(韵之部)以《韵镜》、“平水韵”为纲,把汉音吴音放入对应的韵部分别进行考察,佐之以朝鲜汉字音、近代官话音(《洪武正韵》),力图究明“原音”源流。第三章“汉音吴音的踪迹”,主要是与中国的苏州、厦门方音对比。为何要选择这两个地方方音?他的观点是苏州音与日语吴音“同系”,厦门音近于汉音,又都保存着浊音声母。第四章则是“汉音吴音的还原”。还原汉音吴音音,具体操作程序是把《韵镜》作为唐代标准音,然后,将汉音吴音与《韵镜》音进行比较,找出还原后的汉音、吴音语音状态。无论是还原后的汉音,还是还原后的吴音,都有一个“原音”与“现音”的关系问题。“原音”的拟订,还只是一种假说。第五章是日本古书上的假名与汉魏六朝古音的比较研究。比如日本古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上的假名音与后来的汉音吴音有许多的不同,他认为可以与汉魏六朝古音相比较,寻求共同点。实际上,大岛正健的汉音吴音研究,是分两个语音层次进行的,一是相当于唐代的汉音吴音研究,一是相当于汉魏六朝的汉音吴音研究。相当于汉魏六朝的汉音吴音研究,与汉语上古音向汉语中古音转变的研究相一致,在研究理念上,时间特性比较清楚,运用材料与研究方法也是比较独具眼光的。不过,这一个时期《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上的假名汉音与吴音材料情况更为复杂,简单处理而不加细致分析后就下结论,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相当于唐代的汉音吴音研究,没有可依据的汉音吴音材料作保障的话,研究的真实性让人怀疑,难以避免[4]。

4.有坂秀世《上代音韵考》(1955年)“汉字音”(“古代中国语的音韵组织”)以高本汉的学说理论为主要参照,检讨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考订的关系。很有意思的是,他对高本汉的使用汉字音方式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疑问:日本的“历史假名谴”,正是7、8世纪左右从民间传来的传统的用字法。高本汉不去使用是错误的。实际上,依据契冲等人的研究,这是很清楚的复古的用字法。作为特殊的“字音假名谴”,主要是本居宣长以后的学者,仅仅依据的是能够从古书上见到的不多实例,根据音图和反切类推其他。关于现行的“字音假名谴”研究是否得当,议论仍然很多,已成为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高本汉采用的汉音吴音实例是取自于《汉和大字林》和《汉和大字典》的,这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事。不用说,作为理想的汉字音材料,一定尽量直接从古书,特别是古训点类书进行详细调查后再使用(206页)。这实际上批评高本汉使用了二手汉字音资料,而且又是不完全可靠的汉字音资料。我们认为,有坂秀世这个看法非常中肯,学术意义重大。

因为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学者中不独是高本汉,就是日本的一些汉语音韵学学者也是陷入了同样的泥淖。此外,有坂秀世还认为,日本汉音、吴音在高本汉《切韵》音语音构成的研究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又把这种日本汉音、吴音作为推定日本古代音节音值根据,也让人怀疑是否陷入循环论证的结局中去(208页)。有坂秀世的这个思考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提醒人们,认识汉字音对研究汉语语音所起的作用时,不可忘记汉字音本身研究的局限性对汉语语音研究结果的影响[5]。基于以上的这种认识,我们看到,有坂秀世研究汉语中古音,使用日本汉字音资料是非常谨慎的。在所谓“纽论”与“韵论”中,他宁愿多使用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笔者按: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这两种汉字音其实也存在同样的本身研究局限性的问题)、梵汉对音,以及汉语方音、古韵书韵图文献资料作直接证据,而较少运用日本汉字音资料。即使使用也是比较可靠的文献语音资料。比如:关于鱼语御韵音值,高本汉推定是iwo,《韵镜》把他们从遇摄中分离出去另立一转,其区别要素在于是“开音”,而不是高本汉说的合口,《万叶》假名就有与《韵镜》一样的“开音”、“合口”的区别。

5.真武直在《日华汉语音韵论考》(1969年9月)“中古汉语音韵考”中,注意研究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中古音形成过程的研究,比如魏晋南北朝韵书吕静《韵集》、夏侯讠永《韵略》等,为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所录,是《切韵》形成的基础。《切韵》的内在音韵结构又可以在《韵镜》、代写留学生毕业论文《文镜秘府论》、《七音略》“轻重”概念里找到确切内涵。日本汉字音中的拥有甲乙两类别上带特殊假名清音,反映早期中古汉语语音体系,所以,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存在着很深的“原音”“传音”关系,比较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看出,真武直(1969年9月)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已经开始走出了“循环论证”的误区,代表了当时日本汉字音与汉语语音关系研究的应有水准[6]。

二

我们在“日本汉字音分类系统理论与方法”一文中已经提到,“吴音”、“汉音”体系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依据小仓肇教授的研究,“吴音”忠实于六朝南方原音“清音”、“浊音”的典型特征,考订早期中古音,应该考虑这个空间性[7]。

1.高松正雄《日本汉字音の研究》(风间书房,1982年)第二章“汉音(正音)”提出“中古正音”的概念,他的“中古正音”材料是《大般若经字抄》、《类聚名义抄》、《和名抄》等的反切注、直音注。他们和中国“原音”的关系值得玩味。“中古正音”比较忠实于中国“原音”体系,比如《和名抄》“大约八成与《广韵》同音”。不过,是否得到“中古正音”的真实形态还有些疑问,即那些“非《广韵》音注”的性质还应该进一步考虑。许多学者已经看到,以《慧琳音义》所代表的唐代长安方音音韵体系与日本汉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