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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则上来说，翻译和言内引述具有可比性。而与言内引述不同的是，译文和原文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作为语言解释性使用的实证，翻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忠实原则的制约。换句话说，译者在译文的取舍上必须“尽可能在相关各方面使之与原作相似。”(Wilson&Sperber,1988)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关联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翻译作为语言解释性使用的观点。为了更好地了解‘翻译’这一术语其含糊不定的功能，我们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文本分类标签在各种文本或交际行为中的作用。 3.2. 文本分类可作为关联的向导跟世界上其他许多现象一样，同样出于交际需要的考虑，人们杜撰了许多特定的术语来区分各种不同的文本，比方说颂词、小说、评论、摘要等。从交际的一般观点来看，这样一些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协调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期望。比方说，假如作者称自己所写的东西为一份“报告”而非“讽刺作品”或“个人简历”，这些无疑会在读者的心里产生不同的期待。这样，表示不同交际目的的各种标记可以在协调作者和读者的活动方面发挥一个重要的语用作用。从关联理论的观点来看，如果能恰如其分地运用这样一些标识，作者便可以更好地引导读者寻找最佳关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本分类标识有助于增加文本的关联，从而减少读者的处理努力，从而发挥其语用作用。譬如说，假如某读者念一本称之为“小说”的书，那么，他便会更多地注意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刻画等，而不会象读历史著作一样去留心诸如历史的准确性、表述的客观性等。当然，文本分类标识加强关联的作用大小要视作者和读者各自所使用的标签在多大程度上一致而定。在交际过程中，两者相似的程度越高，其产生的关联就越大。无论它们的科学地位如何，从语用的角度看，只要作者和读者对这些标签有充分一致的认识，所有这些范畴对协调交际双方去寻找最佳关联都是有意义的。 3.4.‘翻译’的概念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研究翻译的文献亦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翻译’这一文本分类标签似乎从未达成过一致的认识。因此，它不但没能协调交际双方的意图和期望，而是相反通常造成紊乱和混淆。许多世纪以来，学者们不断地给‘翻译’下定义，但每一个新的尝试都注定要遭到另外某些翻译理论学派的批评和指责。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对‘翻译’一词多义现象探讨的历史。由此可见，要给‘翻译’下一个确凿的定义，恐怕无论我们如何绞尽脑汁、煞费苦心都无法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前所述，根据关联理论，原作和译作的核心关系是一种解释性的相似关系。我们将这种解释性相似更进一步定义为明说和暗含的共享。因此，解释性相似看起来就是一个呈阶梯状的概念，即从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明说和暗含到共享全部的明说和暗含。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去假定在该等级表上存在一个可以区分‘翻译’和‘非翻译’的界定点。显然，即使这种认为明说和暗含呈梯状分布的观点仍然是把翻译过分简单化了。因为不但原文和译文所共有的明说和暗含数目不同，而且，它们所共享的特定明说或暗含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同一文本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译本。毋庸置疑，所有这些不同译本具有与原作大致相同数目的明说和暗含。但是，这些不同译本的内容仍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各个译本共有的特定的明说和暗含可能千差万别。有鉴于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期望有朝一日能给‘翻译’下一个合情合理的、被学术界广为接受的确凿定义，但就解释翻译的运作机理而言，关联理论对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解释性使用已经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 ‘翻译’这一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翻译’与“小说”，“散文”，“诗歌”等其他文本类型一样起着类似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正确理解。无论它们的科学地位如何，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倘若交际双方对这些术语有充分一致的理解和认识，所有这些文本分类对协调交际双方在追求最佳关联时所付出的努力方面都是很有价值的。 3.4. 翻译中基于语境的问题关于翻译中的语境，纽马克（Newmark, 1982）说得好，“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和任何基本词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同一话语由于听话人所依赖的语境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这意味着对某一话语的正确理解，即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所做的那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语境。而这种对语境很强的依赖性源自于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推理的本质。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境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某话语的全部意义以及为什么说“断章取义”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由于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语境差异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在翻译文献中并不是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德国翻译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1982）的精辟论述：“译者要么尽量撇开作者而使读者向作者靠近；译者要么尽量撇开读者而使作者向读者靠近。”‘使译文读者向源语文本靠近’，换句话说，‘就是要求译文读者在源语文本的语境下理解译文’。而‘使原文作者向译文读者靠近’，换而言之，‘就是改变源语文本以符合译文读者的语境。如，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在翻译《红楼梦》第六回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一谚语时，分别采用了上述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霍克斯直接引用英语谚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撇开原作中的佛教色彩从而使译作带上了基督教色彩，从而使原文作者曹雪芹向译文读者靠近；而杨宪益先生同样是利用了这一个谚语，但把其中的“God” 改成了“Heaven”，即“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保留原文中的佛教色彩，从而使译文读者向源语文本《红楼梦》靠近。（郭建中，1998）一旦译者能够意识到基于语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基于语言的问题，我们在翻译实践中便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其特有的语法或词汇问题。假如译者的中心任务就是帮助读者克服语言障碍，那么，这类问题需要译者在译语文本中加以解决。然而，在处理因语境差异所引起的问题时，译者应当明确他是否可以或应该对译文加以修订，抑或需要以其他方式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对翻译过程中交际问题的本质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译者就不可能正确处理好语言和语境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假如原文和译文中的语境信息明显不一致，译者知其不可直译而勉强为之，就很可能产生意义的错误，甚至使原文中的某些重要内容乃至整个原语文本的可交际性受到损害。比方说，在陆国强先生编著的《英汉和汉英语义结构对比》一书中，他指出，“在英译汉时，必须注意固定词组的语用性，即实际场合的使用规律。”他接着举例来阐明他的观点，如：His snide remarks about the winners are nothing but sour grapes. 他译为：他对获胜者的尖刻评述只不过是酸葡萄而矣。从关联的角度来看，“酸葡萄”没法在中文读者的语境中引起足够的关联，让读者产生足够的联想。此外，由于译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中文读者的语境，没有考虑到译文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从语用的角度来看，该译文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为了较好地照顾了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语境，我们认为不妨改译为：他对获胜者的尖刻评述只不过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而已。可能引起上述结果的根源在于对关联原则的把握。要使交际获得成功，关联原则必须与最佳关联的要求保持一致。然而，这种一致性永远是依赖语境而存在的。作者关心的只是他的作品在第一读者群所拥有的语境中具有最佳关联。通常他不会去考虑其作品在其他语境下是否仍会具有最佳关联。这样，在对翻译中存在的语境问题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之后，译者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便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4．结论综上所述，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对原语（语内或语际）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翻译本身主要是一个语用概念。语用翻译不仅涉及语码的转换，而且译者要依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因此，译者的任务不但要解决文本中的语言问题，而且更要高度地重视文本的语境问题。总而言之，语境在翻译中是理解与表达的重要依据。我们理解原文必须紧扣语境，反复推敲。译语表达也必须密切联系语境。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达意传神，提高译文质量。希望在对这些语用问题有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之后，译者能在翻译工作中驾轻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