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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纾及其林译小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热点话题 , 但对他的译作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笔者拟
用新世纪的新的翻译理念从翻译态度、归化与异化倾向以及他的译文与变体翻译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审视这
位翻译界的前驱及其译作。
　　 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上非常典型的人物。他自幼嗜书如命 , 熟读《史记》 、《左传》 、《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 , 练就了一手优雅、凝练的中国古文文笔。更得世人称道的是 ,他不谙外文 , 却借他人之口、用娴熟、精湛的古文为国人翻译了 180 余部的西洋小说 , 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 , 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开辟了道路。
     中国文学界对林纾的研究在 80 年代曾经比较热闹 , 其中许多文章围绕林译小说而作 , 但褒贬不一 , 莫衷一是。近的一二十年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这一话题。近几十年来 , 中国译界引进外国论著及观点 , 在译学观点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译论方面也比先前丰富了许多 , 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新世纪以新的翻译观来重新审视这位充满矛盾的人物。
    译书是一项爱国实业
    综观中国几百年的翻译史 , 大多数翻译家并非纯粹从事翻译 , 而是多项工作兼而有之 , 在他们丰硕成果的背后总有一种信念在暗暗地支持着他们。林纾一生爱好琴棋书画 , 著有小说、史传不下百种 , 译书 180 余部 , 那么 , 在短短的 20多年里 , 是什么信念支持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译出数量如此可观的西洋小说呢 ? 是他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林纾不是一名血战沙场的爱国将士 ,但马江战役后他奋笔疾书 , 向钦差大臣控告何如璋的贻误战机; 为甲午海战死难将士拟写《甲午海战覆盆录》 ; 每每与朋友商讨新政 , 指摘时弊…… 这些都无不表明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作为一介书生的他无以报国 , 但又不希望国人屈服于外国的奴役 , 便潜心探究国人为何不能与西方人抗衡 , 得出原因在于“欧人日励于学”, 而亚洲人“终日昏昏沉沉”(《清议报》1900 年“译林叙”一文) 。他认为“开民智 , 新亚人耳目”是当务之急。在“立学堂” 、“作演说”和“译书”之间 , 他权衡再三 , 选定译书为实现“开民智”的最奏效的办法X。于是 , 他决心“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 , 为劝喻之助”(《爱国二童子传》达旨) ,将译书作为他报国的“事业” 。他的愿望是通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 ,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 , 并奋起保家卫国。他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他的译书动机。 《汤姆家事》的序跋中 , 他谈及自己的译书动机是“触黄种之将亡 , 因而愈生悲怀耳。 ”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 , 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 , 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 , 不能不为大众一号。 ”实际上 ,这一动机一直贯穿着他的译作。1908 年他翻译的《玑司剌虎记》 、1911 年翻译的《保种英雄传》等译作都源于此。林纾对译作的选择往往考虑时局之需 , 在他译介的 180 余部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 ,《汤姆家事》( 《黑奴吁天录》 ) 就是通过讲述书中在美国农场里受虐待的黑奴来影射与控诉美国当局对华工的暴行 , 以此警醒国人; 《辛丑条约》签定之后 , 他为了敲响“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的警钟 , 翻译了《雾中人》一书; 林纾慨叹“自己不能任兵”, 却希望通过翻译《埃司兰情侠传》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据张俊才先生收集整理 , 林纾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社会科学著作、小说 , 还有外国评论的翻译。林纾一生翻译了 57 篇外国人的论文 , 其中有 28 篇都是外国人评论中国时局 , 研究中国内政的文章 , 如《论中国盐税》 、 《论中国宪法》 、 《论中国破产》 、《论山东铁路情形》等。从以上的众多例子中不难看出林纾为唤起国人警醒、为完成他的爱国事业而煞费苦心。
    林纾著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现象
    异化与归化是翻译过程中解决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差异的两大基本模式和方法。柯平认为 , 归化翻译倾向于用带有某些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原语词语 , 通常做法是: “撇开原文的词语与句法 , 抓住其语用意义 , 从译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方式而译之” [1 ]。相对而言 , 异化则更多地在译语中引进原语的表达方式。
      林纾著译过程归化倾向与异化倾向兼而有之 , 但总的来说前者大大超过了后者。这应归因于当时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清末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私塾教育 , 学的是《四书》 、《五经》 、《史记》……, 争的是通过八股文考试入仕当官。由于从小受古诗文的熏陶 , 林纾特别热衷于诗文 , 在他的教学中也采用平日熟读的《史记》《汉书》为教科书。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纾译文文字表述形式的文言化。以色列特拉维夫派的著名学者 Evan - 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理解林纾译书的归化倾向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 , 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 , 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 , 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 ( domesticating t ranslation) 的翻译方法; 而如果翻译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一个主要地位 , 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的翻译 ( foreignizing t ransla2tion)[2 ]。林纾所处的时代仍属于封建王朝社会 ,长期以来 , 国人都认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 自然也应是世界文化的中心 , 中央大国的意识早已根深蒂固 , 人民只相信中国有辉煌的文化 , 而全面否认了外国的文学及文化 ,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文学的地位自然是处于劣势 (这一现象是有事实可考的: 当时社会对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对翻译持蔑视的态度 , 以致于林纾与王寿昌在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都避免用他们的真实姓名 , 而是用笔名: 冷红生和晓斋主人) 。林纾在思想上的归化倾向决定了他在译书过程中所采用的归化的翻译手法与技巧即意译[3 ],林纾的译文“全然不拘于原文的句、段”, 他认为掌握全文的大意是翻译的关键 , 在《译林叙》中 , 他明确提出: “华洋文字 , 体本不同。更易门面 , 篡削字句 , 无乎不可。非必穷意摹凝 , 反或冗晦。 ”但他的译作却能生动、如实地传达原文的风格情调。究其原因是他始终恪守中国古文文论精髓 — — —“讲意境、守义法” 。在他看来 ,“意境义法概置弗讲者为庸妄” 、“神也 , 韵也 ,味也 , 古文之止境也” [4 ]。换言之 , 林纾认为翻译小说不在于讲究具体的字句上一一对应的翻译 , 而是重在传达小说的意境与整体的神韵 , 让译本读者体验与原本读者一样的感受。处在一个社会、文化观念转型历史时期的林纾并不完全保守封闭 , 他既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 , 又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在翻译思想倾向上由归化向异化转变: 在译文序跋中 , 他提倡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 他后悔自己不谙外文 ,认为学习外文对翻译、对国家都极为重要 , 于是便“敦喻诸生 , 极力策励其恣肆于西学”, 将“中西二文溶为一片” ; 他还把当时出版的一切外国书籍的译本买来阅读 , 为的是更好地熟悉外国作品的风格与写作技巧; 译介完成数部外国小说之后 , 他深感西洋小说“内容新鲜 , 作法奇妙”,甚至曾经说过要采用哈葛德和迭更斯先生的笔法写小说; 除此之外 , 林译小说中不乏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 , 如: 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拍卖情节中 , 林纾多次用音译的“弗郎”代表法国货币中f ranc (法郎) ; 另外还出现了至今都通用的“礼拜”一词代表 week (周 , 星期) , 对于很多人名和地名 , 林纾几乎都是直接音译 , 如地名“拉非德”, 人名“马克格尼尔”, “亚猛”,“汤姆”等等。从归化和异化的不同倾向中 , 我们见到了一个集矛盾于一身 , 不断完善自己的转型时期的林纾。他囊括了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精华以及其他译家的经验 , 译介出了许多有助于国人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 , 使中国近代翻译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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