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摘要 ]文本隔栅是著名翻译研究学者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理论假设 ,被认为与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本文拟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 ,从文本隔栅差异的普遍性以及在英汉语言文化上的特殊表现入手 ,探讨文本隔栅对英汉翻译研究的解释能力以及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同时提出处理翻译中文本隔栅差异的原则 ,以证明文本隔栅假设的现实性和实用性。

　　 一、 引言

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要让交际行为顺利进行 ,交际目的有效实现 ,译者必须在翻译过程中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进行协调。译者操作和转换的是语言 ,因此语言的差异是显性的 ,容易受到关注。而文化的差异隐藏在语言背后 ,但又通过语言来表现,因而是隐性的 ,不易发觉 ,往往被忽视。很多时候交际的失败 ,不是语言差异引起的 ,而是文化不同导致的。因此 ,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制约应得到更大重视。从文化角度探讨翻译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在微观层面上 ,可以研究词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及其在目的语中的表达方法 ,奈达的人类文化学翻译研究方法就属此类。在宏观层面上 ,可以研究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策略的制约 ,以及翻译在文化构建中所起的作用 ,此类研究以操纵学派为代表。从语篇角度探讨翻译是介于微观和宏观的一个层面。一方面 ,语篇以语言为素材 ,必然涉及到语言的文化含义;另一方面 ,语篇的构架又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德国功能学派根据语篇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功能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著名翻译研究学者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基于对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关系的研究,提出“文本隔栅 ” 这个概念假设。他们认为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已成为翻译界的共识 ,但比文本类型更为重要的是文本隔栅的存在。在他们合编的《构建文化 》 中 ,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假设。“ 文本隔栅是某一文化使用的一套被这一文化普遍接受的表述事物的方式。它先于语言存在 ,是人为的、 历史的和偶然性三者相结合的产物。 ” (Bassnett&Lefevere 2001: 5)根据这一假设 ,我们认为文本隔栅是文化的产物,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 ,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 ”(本尼迪克特 1987: 452 46)文本隔栅是文化模式在语言使用上的反映。就语篇构成而言 ,人们在使用语言之前 ,首先想到的是语篇的框架。和文化一样 ,文本隔栅并非永恒不变。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进一步指代写留学文书出:“假如文本隔栅果真存在 ,我们认为它确实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不能一一列数它的特点及其构成规律 ,那么学习翻译的人就应该给予它更多的关注。 ”(Bassnett&Lefevere2001: 5)国内从文本隔栅差异的角度探讨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见 ,有些翻译现象因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段连城先生曾请一位美国记者看过一偏辞藻华丽的宣传品译文 ,那位记者读后觉得“充满了极度夸张。使人不知所云 ,而且令人发笑。 ”(段连城1992)。显然这篇译文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句义,但为什么还是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造成了误解呢?光从词句层面去解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如果从文本隔栅的角度来分析 ,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本文拟在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假设的基础上,从文本隔栅差异的普遍性以及在英汉语言文化上的特殊表现入手 ,探讨文本隔栅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同时提出处理翻译中文本隔栅差异的原则 ,以此证明文本隔栅假设的现实性和实用性。

　　 二、 文本隔栅差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曾对文本隔栅做过如下阐述:“ 不同的文化可能会使用基本相同的文本隔栅。如法国、 德国和英国的文化便使用同一种文本隔栅 ,只是在强调的重点方面稍有出入。因为这三种文化都从古希腊 2 罗马继承了这种隔栅 ,它们曾经历共同的历史变迁。而其他文化 ,如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 ,它们使用的文本隔栅就别具一格 ,与其他文化没有共通之处。 ”(Bassnett&Lefevere 2001: 5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 ,文本隔栅差异的存在比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阐述的要普遍和复杂一些。如果按照传统的分类 ,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文本隔栅的差异不仅呈现在不同文化群中 ,即便同源文化依然存在这种差异 ,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各不相同。德国文化和英国文化有紧密的血缘关系 ,因为日耳曼民族是德国的主体 ,而日耳曼民族的一支诺曼人曾在英国建立过帝国。并且两国都经历了欧洲文化的重大演变过程。但两个文化所使用的文本隔栅却有明显的区别。德国学者马克 • 克莱恩从英语和德语学术文体的对比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英语学术文本具有直接和对称的特点 ,一般用归纳的方法 ,以读者为中心 ,作者有义务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表达清楚 ,让读者明白。与此相对 ,德语学术文本则常常具有松散和不对称的特征 ,一般采用演绎的方法 ,以作者为中心。掌握知识以便读懂文本是读者的责任。(转自 Snell2 Hornby, 2006: 67) 以翻译研究界为例 ,不同文化归属的作者用不同的文本隔栅从事学术活动。以英语为母语的苏珊 • 巴斯内特和霍姆斯(James Hol mes)按照上面的第一种格式和思路进行学术创作。而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 •威密尔(Hans,Ver mere)和赫兹 •曼塔利 (HolzManttari)则采用第二种文本隔栅撰写文章。除了学术观点不一致 ,文本隔栅的差异也是这两个流派不能有效沟通、有时甚至产生误解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要使双方有效交流 ,译者不但要协调语言文化的差异 ,还要协调文本隔栅的差异。更为复杂的是 ,像图里 ( Toury)这样的学者 ,英语虽不是母语 ,但却是他们的创作语言 ,而他们使用的则是德语的文本隔栅类型。这给翻译他们的作品增加了新的难度。如果翻译涉及的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文化圈 ,其文本隔栅的差异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明显。韩国和美国分属东西文化圈 ,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构建语篇时 ,采用的模式迥然不同。美国学者罗伯特 •诺顿对此曾做过详细调查。他从韩国作家和美国作家的说明文中选取题材相似的文章 ,然后对每篇文章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逐一进行分类 ,共分 18类。其中限制性或非限制性关系在两种文字中各占一半以上。但在分析句子之间是何种关系时 ,韩国作家和美国作家的区别显得十分突出。韩国作家的文章中 ,从一般到具体的限制性关系占 5 . 1% , 从具体到一般的限制性关系占 22%。而美国作家的文章中 ,从一般到具体的限制性关系占 18 . 7% , 从具体到一般的限制性关系只占 4%。因此诺顿得出结论 ,韩国人写文章通常遵循从具体到一般的思路,采用的是归纳法 ,而美国人写文章则是从一般到具体 ,采用的是演绎法。由于这种表述事物方法的差异 ,彼此会觉得对方思路不清 ,因而增加了交流的障碍。翻译中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对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 ,文本隔栅的差异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与翻译实践和研究相关的至少有两种。第一 ,英汉两种语言表述事物的角度有所差别。例如 ,在议论文、 评论 和杂文中 ,汉语文章绝大多数用第一人称复数 ,而英语文章在相应的体裁中用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一人称复数的比例相当。这种差异与各自的文化特点有关。中国文化被称为“ 我们文化 ”(We2 culture) ,是强调社会和集体的文化 ,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个人服从国家和长辈 ,不主张个人过于显山露水。在这种文化规范的支配下 ,语言上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事物的方式。即使作者表达的是个人的看法 ,也用“ 我们认为 ” 以避免锋芒毕露 ,高傲自大。另外 ,这种叙述方法也和中国历史上政治不够宽松有关。用第一人称复数可以掩饰个人政见 ,躲避可能出现的责任和麻烦。而英语文化被称为“ 我文化 ”( I2 culture) ,个人主义是其核心价值。这种文化鼓励与众不同、 敢说敢为 ,以彰显其个人价值。因此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用第一人称单数叙述是文本隔栅的常规就不足为怪了。其次 ,汉英文本隔栅的差异还体现在文本结构章法的不同。英语文章中一般都有一个概括中心思想的句子 ,每个段落通常有一个概括段落主题的主题句。主题句置于句首是英语文章通常的做法。正如逻辑学家 亚历山大 •贝恩 (Alexande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