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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穷期毕生精力，广泛收集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的基础上写成的文言小说巨著。小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聊斋志异》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被译成世界多国文字，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聊斋志异》是拥有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小说。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达近百种。”⑴其中，英语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于1842向英语世界译介《聊斋志异》开始，到2008年止，《聊斋志异》已有近20个英译版本。有如此众多的英语译介，《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理应成为一个研究重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外《聊斋志异》英译专门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国内此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本文尝试对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作一番梳理，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引起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

一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综述

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聊斋志异》英译历史研究、基于某个译本的个案研究、多个译本的比较研究。

（一）《聊斋志异》英译历史研究

进行《聊斋志异》英译历史研究的主要有王丽娜和王燕。其中王丽娜是国内最早研究《聊斋志异》英译的学者。她从英译文和英译本两个方面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聊斋志异》自诞生到上世纪80年代末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她认为，最早英译《聊斋志异》的人是美国传教士、语言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最早的两篇英译文是《种梨》和《骂鸭》，收在他1848年编著的两卷本《中国总论》（TheMiddle Kingdom）第一卷中；最早的英译本是1880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由剑桥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llen Giles）翻译的2卷本《聊斋志异选（》Strange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⑵王燕对王丽娜有关最早英译《聊斋志异》的人是卫三畏的观点表示质疑。她通过考证，认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并非出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著的《中国总论》，而是出自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译者是晚清来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通过文本细读，她发现，郭实腊是将《聊斋志异》看作一部宣传道家信条的宗教读物译介给英语读者的；他译介了《祝翁》、《张诚》、《曾友于》、《续黄粱》、《瞳人语》、《宫梦弼》、《章阿端》、《云萝公主》、《武孝廉》九则故事；他的译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译介方式是“粗陈梗概”，质量方面是“错漏百出”，二是选材并没有凸现道教色彩，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三是完全忽视《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他所译介的《聊斋志异》在塑造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经典小说的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了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卫三畏等人。⑶

（二）《聊斋志异》译本个案研究

王绍祥在“翟理斯与英译《聊斋志异》”一文中首先简单扼要地对翟理斯、其翻译的《聊斋志异选》和其译本的影响作了一番介绍，然后通过具体译例分析，发现翟理斯在翻译书名、文化词汇时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这主要同译者注重译文可读性、译文流畅性相关；而翟理斯在翻译他认为“不雅”的文字时，通常采取删节的策略，他认为这一方面是同译者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纯洁性认识有关，再者是受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影响。⑷曾婳颖通过对比《聊斋志异》原文和翟理斯的译文，发现翟理斯在翻译《聊斋志异》时，对原文作了大量的变动，作者的写作原意己经无处可见了。作者通过分析当时的英国、英文读者和译者本身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些改动是合理的，是赞助者的意识形态、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译者的意识形态三种意识形态合力的必然结果，从而得出“翻译及改写”这种论断是合理的。⑸杨国强以梅丹理（Denis C.Mair）和梅维恒（Victor H.Mair）的译本为语料，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了典籍翻译。作者认为，翻译《聊斋志异》时应该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准确而又完整地传递给英语读者，这有助于弘扬中华文化，开展中西交流。通过分析两位译者在传译比喻句中文化意象、典故神话和习俗宗教以及民族特有事物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他发现“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在跨文化翻译中是互补的、辩证统一的，典籍翻译要求译者在选取翻译策略时处理好一对矛盾：既要在翻译中体现和保持原语文化的特征，又要考虑译入语承载异族文化时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理解障碍，考虑对译入语原文化的心理冲突。⑹⑺刘伟也选取了梅丹理和梅维恒的译本为语料，探讨了《聊斋志异》中宗教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作者认为，《聊斋志异》中出现了大量有关佛教、道教、儒教、鬼文化等方面的文化负载词语，给翻译造成了障碍。翻译文化负载词语时，译者既可选择异化翻译策略，也可选择归化翻译策略。翻译策略的选取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翻译目的、两种文化的异同乃至冲突、译者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标语读者文化背景的预测和接受能力的判断等。作者通过分析译本中一些中有关佛教、道教、儒教、鬼文化等方面的文化负载词语翻译的具体译例，试图证明异化和归化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译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出最合适的翻译策略来有效地传达文化负载词语中的文化内涵。⑻孙轶旻研究了翟理斯译本中的注释及其接受情况。作者通过文本细读，发现翟理斯的译本中附有大量注释，它们对译文所涉及到的不同领域的中国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些注释与译文文本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为西方读者理解《聊斋志异》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二是消除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感和隔阂，显示了译本的学术价值。这些注释在使《聊斋志异选》成为西方语境中中国古典文学的著名译本方面功不可没。⑼此外，尚延延以梅丹理和梅维恒译本中专有名词、封建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宗教词汇、成语典故的翻译为语料，验证了彼得·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对于文化翻译的可行性。⑽

（三）《聊斋志异》译本比较研究

何劲以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为框架，探讨了翟理斯是否实现他的翻译目的。作者首先通过介绍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引出其评价译文的标准“译文是否对某个翻译目的‘充分’(adequacy)”，然后论证了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的目的是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最后从文化的五个子系统(物质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意识形态系统，艺术，语言系统)入手，通过对比分析翟理斯译本中的译例、梅丹理和梅维恒的译本中的译例、以及作者自译，得出结论：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受自己翻译目的的指导，因而翻译策略缺乏连贯性，没有很好的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⑾任秋红通过对比研究翟理斯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译本、梅丹理和梅维恒译本，探讨了译者文化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作者从内容，语言和风格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三个译本，发现不同的译者在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语言的自如运用、以及传达原文风格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译者各自文化身份所决定的。⑿赵春燕以翟理斯译本、梅丹理和梅维恒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译本、张庆年和张慈云等人译本、邝如丝（Rose Quong）译本为语料，探讨了古汉语的异质性对古典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的影响。作者通过对比《聊斋志异》汉语原文和英语译文，发现古汉语与现代英语词汇在系统、结构、功能和语义，词义辨析以及对词义有重大影响的语境诸多方面都存在异质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能否认识到这些异质性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文的质量。⒀王运鸿选取了翟理斯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译本、以及梅丹理和梅维恒译本，以《罗刹海市》篇中“君似征人，妾作荡妇，即置而不御，亦何得谓非琴瑟哉?”句中的四个词语“征人”、“荡妇”、“置而不御”、“琴瑟(合鸣)”的翻译为个案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不同时期的译者对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