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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以钱锺书和王佐良为首的一批老翻译家与英国学者合作英译《毛泽东选集》( 以下称《毛选》) 前 3 卷，由英国劳伦斯出版社出版。1960年 5 月，《毛选》第四卷在国内首先开始翻译，中联部部长伍修权担任总负责人，英文组组长为徐永煐和程镇球; 组员有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王佐良、金岳霖等;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负责答疑工作;参加定稿的有章汉夫、孟用潜、徐永煐、冀朝鼎、唐明照、裘克安、程镇球以及英美友人柯弗兰( Frank Coe)艾德勒( Sol Adler) 、艾伯斯坦( Israel Epstein) 和李敦白( Sid Rittenburg) 。1961 年春，第四卷英译完成; 同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成立，专门负责《毛选》一二三五卷的翻译工作。新增加的定稿组人员有钱锺书、吴文焘和新华社英国专家夏庇若( MichaelShapiro) 。英语翻译论文将劳伦斯版《毛选》前 3 卷英译修订完毕后，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一直处于歇业状态。1975 年10 月，《毛选》第五卷在保密情况下开始翻译，英文组组长为钱行，副组长为李赋宁。至 1977 年底，5 卷《毛选》的英译本全部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完毕。

二、文献综述

现有《毛选》英译研究以国内为主，可归为以下3 类。1．经验总结型研究。此类研究的作者为亲历《毛选》英译工作的翻译家，发表年代较早，如庄绎传的《汉英翻译中外语结构的处理问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的一些体会》( 1962) ，林汝昌的《试谈成语翻译———学习〈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一些体会》( 1963) 。程镇球将自己从翻译《毛选》的经历中总结的经验编成专著出版: 《翻译问题探索———毛选英译研究》( 1983) 和《翻译论文集》( 2002) 。2．译技探讨型研究。即从语言层面探讨《毛选》英译的得与失，如罗靖的《〈毛选〉英译本中的增词问题》( 1996) ，费小平的《〈毛选〉“老三篇”英译文商榷》( 2000)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 4 篇硕士论文: 罗丹丹( 2003) 探讨了《毛选》当中的习语翻译; 于江霞( 2005) 则比较了《毛选》的两种英译本; 王鼎毅( 2006) 运用符号学语义理论研究了《毛选》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李亚秋( 2008) 以《毛选》英译为研究个案，研究了政治性文章中的文化成分的翻译。3．译事回忆型研究。此类研究的作者也是亲历《毛选》英译的翻译家，如刘习良、尹承东两位翻译家在《中国翻译》2009年第 5 期上刊登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们以类似回忆录的笔调回忆了当时的场景，包括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翻译形式、过程等等，披露了很多重要资料。近 30 年来，《毛选》英译研究可谓寥寥可数。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两大不足。一是研究缺乏时代和历史视角。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又随历史变迁。翻译总是受到历史的制约。因此，脱离时代背景而仅仅从语言层面去探讨翻译的得失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科学的。二是理论高度不够。除了王鼎毅利用符号学理论，杨琳运用目的论，罗丹丹借用了符号学外，其余研究多为经验式、直观的翻译技巧探讨。这类研究缺乏理论的指导，也是目前《毛选》英译研究不成系统的原因之一。

三、译者受到操纵———忠实的译文

不论翻译的标准如何变换，忠实始终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从严复的“信”，到奈达的动态对等，众多翻译理论家都在这点上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毛选》英译被普遍认为是典型的直译，是对原文忠实的典范。下面从“忠实的原因”和“忠实的表现”两方面来分析《毛选》英译的“忠实”之特色。1．忠实之原因。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改写，翻译活动通常受到操纵三因素的制约，即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具体到《毛选》英译活动，我们发现:首先，《毛选》译者自愿服从国家( 社会) 意识形态的制约; 其次，国家政府作为本次翻译活动的赞助人，严格控制着译者，而译者不仅不反抗，还基本服从;最后，原作作为一种政论文体，也使译者受到诗学因素的限制。在政治以及其他敏感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以最不加修饰的形式处于翻译过程的中心。［1］( P． 151)《毛选》英译于 1949 年至 1979 年进行。王友贵认为“本时期跟之前各时期的一个主要不同，乃是国家叙述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国家政权、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文学系统内外的操控因素的高度统一”［2］。《毛选》译者是新中国的受益者，其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不仅与国家意识形态基本一致，更服从着且强化着国家意识形态。这从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严谨的态度和高涨的热情可见一斑。尹承东回忆道: 哪怕是最傲气的名人教授，一声令下，马上搬起打字机就走，绝无二话。大家都感到参加这样的工作是组织的信任，是一份光荣，一份骄傲。［3］刘习良也回忆道: 在定稿组成员和外籍工作人员集体讨论的时候，……，往往为了一个词、一句话，争论不休，真正达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4］《毛选》译者对于赞助人———国家政府的严格要求也是倾力配合。《毛选》多用长句，句子结构复杂而富有层次。一般认为在翻译时，如果句子过长，则需要对原句的结构进行改造。然而，由于是开国领袖的著作，国家政府希望译者对原句的改动越少越好。不过，国家政府的过多干预也成为林克难批评毛泽东著作翻译“死板”( rigid) 和“荒谬”( absurd) 的最主要原因。［5］最后是诗学因素，即原作体裁的要求。孙艳认为，政论文的三大特点是严肃性( seriousness) 、敏感性( sensitivity) 和正式性( formality) 。《毛选》亦非例外。以词汇层面为例，笔者从《毛选》各卷中分别随机选出一篇文章进行词频统计。统计明确体现了中国战争时期的政论文体的语言特点，“农民”、“人民”、“革命”等词汇位列出现频率前 30 名。由此可见，《毛泽东选集》作为典型的政论文体，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浓厚的中国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正因为如此，《毛选》中许多词汇的英译都是比较固定的，译者并没有太多自由去选择，使译文在词汇层面呈现出直译的特点。2．忠实之体现。从译文可以看出，译者基本遵循了这一要求。Robinson 提到，曾经的边缘文化国家为了满足霸权国家的期望而预先修改本国的文化表达，使得文化多元性逐渐从世界上消失。［6］( P． 109)后殖民时代的异化人士( foreignizer) 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在翻译时通过紧紧跟随原文的外形来保留和保存这种多样性。而且，毛泽东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其语言欧化现象突出，使得不改动原文句子结构成为可能，见表 1:表 1 句子对应率表文章名( A) 中文句子数( B) 英文句子数( C) 对应句子数( D) 对应率( D = C/A)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16 118 115 99． 1%战争与战略问题 166 167 165 99． 3%为人民服务 27 28 26 96． 2%匆匆 23 31 13 56． 5%围城( 节选) 458 658 255 55． 6%茶馆( 第一幕) 380 480 262 68． 9%对应的标准为: 英文句子包含且仅包含相对应的中文句子中的内容，且位置相同，则可视为对应。为达到对比效果，笔者另选取了其他 3 种文体作为对比。《毛选》原文的句子在翻译中的对应率明显高于其他文学体裁，体现了政论文的翻译特点。

四、译者享有主观能动性———形象与灵活的译文

虽然《毛选》英译严格忠实原文，却绝非“死译”和“硬译”。要证明这一点，就要举出《毛选》英译中的精彩之处: 一是形象，二是灵活。1．形象与灵活之原因。面对《毛选》英译“过于直译”的基本论调，笔者大胆提出《毛选》英译的两大特点: 形象与灵活。首先，尽管《毛选》英译要求高度忠实于原文，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