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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 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 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参考文献】　　[1]杨俊明.古代希腊文化繁荣原因研究概述[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世界史，1997，(2). 　　[2]boardman,john and hammond,n.g.l.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