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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探寻新时期如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许多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剖析中西文化差异的渊源,有利于理解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进而帮助我们在研究如何延续传统建筑文脉,借鉴西方建筑精髓,具有深远的意义。　　建筑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响建筑产业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哲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堪称是整个中西文明的摇篮,其思想和内容对中西方建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先秦哲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具有典型东方特色的以农业为主的宗法奴隶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致使先秦诸子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和历史而不是自然界,形成了哲学论争与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的状况;古希腊哲学的土壤是城邦奴隶制,商业、航海和民主制对希腊哲人的理性思维亦有导向作用。于是中西哲学就各具特色的拉开了它的帷幕。一、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中国先秦哲学具有鲜明的人学特征,注重人际关系,追求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影响到建筑上,就是在总体布局上追求整体的统一性。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气势宏大的建筑还是小巧玲珑的四和院都表现出整体的空间感。例如,在北京故宫中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某一个单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种群体的组合美。又比如,在我国传统的村落中,一方面由于每户所处的地形和家庭组成的不同,使得各家的房屋不可能完全相同,另一方面,自家在建构过程中又要同邻里之间保持协调统一,于是就形成了我国传统村落既变化丰富又整体统一的格局。古希腊哲学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则偏重于研究人体的“数的和谐”。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为万物的本质,一般说来,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尽管毕达哥拉斯将这种数的和谐归之于神的创造,但是他却将这种“数”定义给了人。他认为:人体的美是由和谐的数的原则统辖着,当客体的和谐同人体的和谐相契合时,人就会觉得这客体是美的。到后来,当希腊美学思想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时候,这种“人”和“数”的关系更为密切,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美学观点深深地影响着古希腊柱式的发展。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记载一则希腊故事说:多立克柱式是仿男体的,爱奥尼柱式是仿女体的。的确,在古希腊建筑的柱式中,多立克柱式和爱奥尼柱式的比例关系分别体现着男子的刚毅雄伟和女子的柔丽端庄。西方建筑讲求独立的个性,座落于郊野中的西方古代建筑,往往形成一种以自然为背景,孑然孤立的空间氛围,这与我国建筑的群体布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中国儒家学说强调要“畏天命”,主张天人和一。在这种思想中,人被认为成与自然没有质的差别,人对自然的态度只能是屈从认可与积极适应。古希腊哲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对自然的态度,但是他们将人与自然明确的区分开来并加以研究。只有这种区分,才能使人们用一种比较自由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自然和他们自身,于是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人必须抑制自然,依靠努力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善,放纵自然必然会给人类带来恶果。基于这样两种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造成了中西方建筑在手法、造型、体量、结构形式与空间创造方面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特征。在园林水景的设计中,西方喜欢喷水,即与水的自然流向的对抗,而中国人喜欢落水之美,这正是东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体现。西方建筑具有巨大的体量与超然的尺度,古罗马斗兽场、神庙、浴场与宫殿以及中世纪的哥特教堂都具有超尺度的建筑体量和令人不可思议的巨大内部空间。中国古代建筑就个体而言很少或几乎没有出现过超尺度的建筑物,最高等级的建筑,如明清故宫太和殿,体量也远不及古罗马的万神庙,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缺乏建造大体量大尺度建筑的技术能力,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过分高大的建筑物“远天地之和也,故人弗为,适中而已矣”。(《春秋繁露》卷十六)在竖直方向上,西方建筑追求向上腾飞之势。中世纪哥特式教堂将这种向上飞升的趋势表现的淋漓尽致,如同西方的古典舞蹈芭蕾,演员极力向上腾跃,同哥特建筑一样,多表征出人类试图挣脱地心的自然引力而向上腾飞的意愿。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高层的古塔,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建筑是着意于向平面方向发展的。西方建筑讲求实体量,在体块的份量上表现出对自然的抗衡,而中国古建筑,尤其是木构建筑,不强调建筑个体的体量感,而是追求建筑的“适形而止”。三、在思维方式和思维取向上从思维方式上说,中国哲学表现出重直觉领域,轻逻辑论证的倾向。古希腊哲学则重理性、重逻辑思维。中国先秦哲学在思想取向上内向重于外向,古希腊哲学则表现出外向型、开放式的思维特征。西方以法国古典园林为代表的几何形园林就是建立在欧洲美学思想“唯理”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古典园林则是最求随意性,“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便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独具特色。中国建筑一向是以取得和自然的协调一致而著称的,可是这种哲学是一种入画的和谐,即是一种建筑外观形体融入自然的和谐,而建筑自身的空间形态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无论是民居,还是皇家宫殿乃至藏于深山中的寺观,都是以内向的四合院作为基本的空间建构单元,而这种四合院的中心却是房屋围合而成的庭院。西方建筑的中心是由建筑本身,庭院包围建筑,而建筑本身处于开放的环境之中。实体的希腊建筑与自然的接触是一圈作为中性空间的柱廊,实体通过这个中性空间向自然开放。中国建筑的围合是内向性的,中性柱廊空间往往介于实体和内院之间,而在这内院之中,又有树木、山石、水池的人造自然。置于自然之中却排斥自然与外,而造自然与内,这种奇异的构思确是与中国先秦哲学的思维取向密切联系的,一方面消极的对待外在的自然,另一方面又要生造一个人造自然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种消极、中庸、内锁的环境心态显然不像西方人那么率直和坦诚,敢于勇敢地直接面对外在的自然。中西方建筑文化有种种不同,中国建筑强调合,西方建筑强调分;中国建筑强调整体统一,西方建筑重视个体独立;中国建筑强调直觉领悟,西方建筑重视理性逻辑等等。另外中国先秦哲人所表现出来的轻自然科学,排斥工艺技术的倾向,无疑是造成中国古典建筑几千年型制单一化的根本原因。而古希腊哲人则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便是西方建筑无论建造技术还是内容形式都具有较高水准的原因。以上我所论及的两种哲学对于中西方建筑的影响,只是想探讨一下两种建筑文化异同的根源,并不论及孰高孰低,因为这只当说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罢了,各具特色,自成体系。如果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一脉相承,没有差别的话,何以体现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规律。因此,我们在承认两种建筑文化不同并且探寻到这种差别的根源时,广泛吸收,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发展求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繁荣建筑创作,持续造福全人类。参考文献: [1]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邓炎.建筑论艺术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