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以往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封建社会” 这个词时，却未考虑它的结构和成分，以为有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就有了封建社会，无论东方或是西方，性质都一样．社会自然也就一样。然而社会的构成并非如此简单。西方“封建社会”是多元结构的，由多种社会实体构成。如布罗代尔所说的，用“封建主义”概括西方11— 15世纪的社会很勉强． “不合逻辑”。他认为西欧“封建社会”至少由5种不同的社会组成：领主与农奴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神权社会、领土国家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社会、贵族社会以及城邦社会。③这些社会实体并非都具有封建性。中国从秦至晚清的社会是皇帝、官僚统治的一元的国家／社会。无论它是否是“封建社会”，从结构到组成要素都与西方社会根本不同。 “封建关系” 以往历史学对“封建关系”的认定仅限于地主和农民(西方则是领主与农奴)这一层关系。然而，这一种关系并不能代表全部的社会关系。在西欧中古社会里，最重要的一层关系是教会与俗界的关系，包括教权与王权、教会与贵族及其全体教民。没有教会。西欧 “封建社会”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仅仅凭着分散的庄园，是无法组织社会的。此外，贵族内部的结合也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其中有封建性(封君— — 封臣关系)的贵族关系。也有非封建性的贵族关系。这从各国内部凝聚了社会。最基层的才是庄园及其所属的领主农奴关系。各自孤立和分散的庄园需要贵族、教会和国家作为组织者和粘和剂才能组成社会共同体。以往以为只要有了庄园，有了领主剥削农奴，就形成了西欧的封建社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中古社会中，教俗关系显然并不重要。中国是国家统治社会．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最主要的关系。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次要的。尽管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与西方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个人关系，但是却缺乏西方那种领主对下层保护的关系和双向互惠原则。 “封建经济” 西欧的封建经济是个人经济。按照封建制原则，国王要“靠自己过活”，以自己的领地为生。如果国王需要征收非封建性的收人．则必须取得纳税人的同意。中国中古社会中。国家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占据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皇帝、官僚集团主要通过国家权力取得大量的财富．供他们挥霍、享用。西欧封建经济的特点是公私分明．因为封建制的原则就是严格划分封建的个人经济与非封建的公共经济或国家经济的界限。中国中古社会则不仅不是公私分明．反而是假公济私，以公养私。可以说．中国中古社会恰恰是因为没有西欧那种封建经济和封建的原则，所以对社会的征收就毫无限制。 “封建地主” 以往学界基本上是将地主制(或地主土地所有制)当作是决定一个社会“封建性” 的重要标志．认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人人都知道．西欧中古的统治者是封建领主，但是人们笼统地将地主和领主当作是同一种性质的阶级，认为他们只是形式上不同．两者是大同而小异。这种将地主与领主混为一谈的做法．恰恰是造成“封建”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史学者徐浩指出，英国的地主landlord与领主lord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不同，领主是庄园化和政治多元化．即封建化的产物；而地主在时间上晚于领主．他们起源于农业生产中新的经营方式。后来庄园制瓦解，地主完全取代了领主。地主实际上是农村资产阶级。@ 所以说，在西方．领主并非是“地主阶级”中的～个类型，领主和地主是性质、身份和作用都不同的两个阶级。在中国的中古社会，不仅没有西方那种领主，也没有西方那种地主．同样也没有“地主制”理论所认定的那样一个抽象的“地主阶级”。只有两种具体的和性质不同的地主，一种是具有贵族身份的官僚地主，另一种是庶民身份的地主。与欧洲领主不同的是，官僚地主主要用政治权力取得财富，所以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了对地产的经营。庶民地主也与西欧的领主不同。因为他们没有领主所有的个人领地，和从领地中派生出来的种种权利，更没有欧洲领主所有的独立人格。他们时时遭受官僚地主的欺压和剥夺。这种地主剥夺地主的现象，也是中国中古社会所特有的。用抽象的地主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许多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例如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周期性社会动乱，是皇帝、官僚集团残酷剥削编户民(编户民中既有编户农民。也有编户地主)的结果。以往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造成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概念。 “封建思想” 中国人头脑里的“封建思想”主要是忠与孝两字。首先是忠君思想和君尊臣卑观念．其次则是孝敬父母和为家族利益服务的观念。尽忠尽孝，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日常生活中的“封建思想” 则缺乏具体的规定性，例如重男轻女等，都可算做此类)。西方封建社会中的思想，其内容与实质都与此不同。在西方，最重要的是神权至上观念，其次才是真正的封建思想，即封君与封臣之间的效忠。封君与封臣的关系是个人关系，是非强制性的。布洛赫说，它相当于朋友关系。不仅封臣要向封君效忠，封君也要向封臣效忠。这种效忠并不是对个人的无条件服从，而是以相互的义务为条件。这种封建义务关系高于人们对国王和国家的臣服关系，也高于家族的利益。正如布洛赫指出的： “附庸义务有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义务—— 如臣民义务或亲属义务—— 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附庸义务几乎总是战胜其他义务．不仅在实际活动中是如此，而且在法律中也是这样规定。” 正是由于神权至上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制约，西方才不可能有中国的这种忠(君)和孝(父)思想。 “封建特权” 中国中古社会中，皇室贵族和官僚及其家族享有免役(军役和徭役)特权。而西方，服军役却是贵族的特权。前者是摆脱义务的特权，后者是尽义务的特权。中国官僚贵族还有犯罪后减免刑罚的特权，即所谓 “八议”和“官当”。而在英国，议会的议员享有人身保护的特权。现代社会一些国家的议员豁免权，是法律赋予议员们的特权，就是从西欧中世纪继承而来的。中国的特权是皇帝恩赐给官僚的种种个人待遇，而非真正的权利。既是恩赐。就可随时剥夺。而西方特权的实质是权利，它保障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一旦授予，就不能随意剥夺，特权享有者随时为保护这些权利而奋斗。中国的皇帝和官僚独享、独占特权，目的是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夺。而在西方。统治者和人民分享特权。人民经常自己争取特权，由此而维护人民的利益。正如汤普逊所说： “新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求承认城市的权利与特权；这项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是：那在封建世界几百年来有效的契约原则应扩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权利’与‘自由’来执行自己的司法、征税、铸币、市场管理等等，像封建王公在他们领土上所做的那样。” 正是因为有这些“封建”特权，西方资本主义才能迅速发展。特权的意义本是形成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待遇。但是西方的特权由于为社会广泛分享，可以扩大平等，产生出与特权本义相反的效果。例如贵族的一项特权是只接受同等级贵族的审判， “同等人的审判”这项原则也为其他等级所应用。商人只出席商人法庭．只接受商人的审判。而“封建”的庄园法庭，则是由农奴和领主代理人共同组成的，农奴自己成为法官，参与审判和裁决。在中国，绝不可能有人民参与审理案件的情况．只能是官府决定一切。 “反封建” 中国的“反封建”是现代社会中人民反对地主、军阀及其政府的政治行为；而西欧的“反封建” 是“封建社会” 中各种群体共同的政治、经济行为，作为封建主首领的国王联合城市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不少中外学者指出，教会在有些方面是反封建的，例如限制封建主的权力。反对封建主之间的私斗等等。封建主也反封建．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其次论述日常生活方面的“封建”： “封建迷信” 这个词在El常生活中的使用率似乎最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迷信现象为什么统统被说成是“封建迷信”。如果说这是因为它们是从 “封建社会” 中流传下来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迷信只是 “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实际上，时代越往前，迷信就更严重。可是为什么没有“原始迷信”和“奴隶社会迷信” 之说呢?这些迷信与“封建迷信”又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