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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化帝国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兴起的一种影响很大的理论流派,主要涉及美国利用其文化优势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拉丁美洲是美国文化产品“泛滥”的重灾区,所以拉美学者以一种激烈的批判精神在“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中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本文考察了“文化帝国主义”命题出现的背景及其基本含义,大致展现了其在拉美地区的主要表现形式,分析了这一命题与“美国化”之间的区别,认为“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并不能比较令人信服地解释拉美地区的“美国化”进程。在美国文化中心主义者的眼中,拉丁美洲在文化上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需要以处于优越地位的美国文化对之“征服”,使之向着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趋同。因此,美国在拉美地区有一种按照美国发展模式“改造”或“转化”它们文化的“使命”。美国向它眼中属于“落后”地区的国家传播其文化由来已久,差不多与其立国后的历史发展同步,而且随着国力的强大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传播美国文化的观念,试图让它们按照美国政府规定或设计好的方向发展。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大众文化开始在境外广泛传播,尽管最先受到这种文化冲击的是与美国商业关系很密切的西欧国家,但也包括不可能是“世外桃源”的拉美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很多人还是感到了似乎离他们还很遥远的“美国化”掀起的波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一种感觉很快便成为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活生生的现实。“文化帝国主义”命题主要反映了美国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侵略和渗透”。拉丁美洲与美国同处一个半球,向来是美国不容他国染指的势力范围,自然成为所谓“文化帝国主义”首先瞄准的对象,在发展中国家内属于“美国化”的重灾区。“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美国大众文化进入拉美的过程?拉美国家出现的“美国化”一定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以便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美国化”的威胁与挑战。一　“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提出在国际学术界,“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很流行但颇受争议的概念,但显然与帝国主义本身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是指西方传教士在非基督教国家对异教徒的“文化征服”或“文化教化”的活动。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把美国传教使团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认为传教士个人也许从来不向传播基督“福音”的国家行使经济或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行为反映出美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的有目的的侵犯。②说得更明确一点,在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上,传教士通过传播宗主国的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进而实现对当地人的文化“征服”。因此,在关于现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论著中,“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常见的概念,用来说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手持《圣经》的传教士在西方之外转变这些“异教”国家的文化所使用的方式以及带来的结果。美国莫海德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哈里斯研究了文化帝国主义与19世纪中叶美国新教运动对中国影响的关系,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解是,作为更好地了解传教史的一个分析概念,“文化帝国主义”仍然证明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不过他认为迄今为止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解释不一,缺乏一个广为认可的准确概念。把传教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主要是想纠正西方学术界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即非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是“虚假的、骗人的和腐败的体系”,注定要被基督教取而代之。此外,在涉及传教事业和西方帝国主义历史的关系上,这一术语本身究竟包含着什么新的观点,似乎语焉不详。二是许多历史学家反对把传教士描述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因为这一术语暗含着对传教事业的彻底否认,哈里斯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在他看来,描述传教士事业的“文化帝国主义”术语显然与西方帝国主义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特别强调了“帝国文化”概念,如果以这一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那么“文化帝国主义”就会被界定为“是对通过侵略扩张和统治的经历在国外形成的一种文化的积极表述”,这样就有助于对“确定传教士行为的深层文化力量的有意目的和正式政策”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帝国主义”设想传教使团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而又不涉及“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较大行动计划中所起的任何具体功能的作用”。无论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是否扮演了“先头军、颠覆者、宣传家和推销商”的角色,传教士可以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分子,而这个并不取决于传教士的行为直接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的利益。①哈里斯对“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解释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传教士所持有的信仰、价值观以及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西方列强在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帝国主义行为脱离干系,甚至在文化上起到了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先驱者”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里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与解释是有很大说服力的。不管研究基督教传教使团的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持何种不同的看法,这一命题显然是与西方文化主义者眼中的非西方“落后”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也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在文化上试图转换“异教”国家的形象表达。本文所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与西方传教使团并无多大关系,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种影响很大的理论流派。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是一个激进主义活跃的时代,西方社会的动荡导致学术界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美国的外交活动给予激烈的批评。这些激进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出现的先声。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本来就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种强烈批判的态度,这一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二战后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矛头直接针对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国,把美国视为用大众文化扼杀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大众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库斯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糅合在一起,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产生的弊端给予全面清算。他在1964年出版的《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勾画了一个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的形象,这个人不能辨证地进行思考,不能对其所处的社会提出质疑,把自己屈从于受技术的控制以及效率、生产力和一致性原则。这本书不仅使马库斯成为“新左派”的英雄,而且为6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学生抗议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还有马克斯·霍克海默尔、特奥多尔·阿多尔诺、莱奥·洛温索尔以及沃尔特·本杰明等。他们这些人以“批判理论”精神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把许多学者的目光引向对现代美国消费社会及其对外部社会影响的关注。“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反映出一些持激进观点的学者在研究美国媒介文化对其境外社会发展影响的一种批判精神。正如吉诺—黑希特博士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一场新极左运动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描述20世纪许多特性的典型,这些特性包括消费主义、现代性、组织以及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受这场运动影响的学者们的“成果将留下研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深深痕迹”。②从学者们的所论来看,“文化帝国主义”的涵盖面很广,主要涉及美国利用其文化优势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或影响,美国把自己的一套信念、价值观、知识以及行为规范及其全部生活方式强加给这些国家。美国大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研究出现了热潮,“文化帝国主义”所指的对象显然是美国。1977年版的《哈珀现代思想辞典》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牺牲当地文化的同时宣扬并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习俗”。1982年,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是“不再夺取领土……但却改变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帝国主义”。①这些定义把文化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通过文化来实现控制他国目的的帝国主义形式,政治和经济只是达到文化控制的工具。其实,如果对美国对外关系加以历史的考察,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在利用其文化上的优势奠定构筑其“世界帝国”大厦基础的,这是美国与其他西方殖民大国的一个很不同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本身就具有“文化帝国主义”的传统。二　“文化帝国主义”命题与拉丁美洲不管从历史上任何时期来看,“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总是与西方之外的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很大程度上正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所施加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