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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坛上的一位重要女作家。她的创作试图从非洲主体自身的身份言说以及在诸如欧洲白人与美洲新世界的客体影响下的他者身份言说两个方面入手,揭示非裔美国黑人独特的双重意识,从而在发展变化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建构非裔美国黑人特有的文化身份。托尼·莫里森,非裔美国黑人小说家,也是历史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迄今为止,她一共创作了八部小说:《最蓝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娃》(1981),《宠儿》(1987),《爵士乐》(1992),《乐园》(1999)和《爱》(2003)。她在创作中坚持不懈地思索非裔美国黑人特殊的文化身份问题,不仅揭示出美国黑人安身立命于性别、阶级、种族三重世界的复杂处境,更为我们开启了关于文化身份定位与建构的广阔空间。一、文化身份的界定批评家们对“身份”与“文化身份”概念的界定,长久以来争执不下,这一讨论伴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再掀高潮。“文化身份是一个抽象和概括的概念,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荷兰学者瑞恩·塞格斯也指出“文化身份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由此可见,民族与文化是“文化身份”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通常被视为具有诸多特征的“文化身份”,对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言,它意味着统一。具体表现为“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对其成员身份即文化归属的认同感”;而对于一个特定的民族而言,“文化身份”又同时是内在的,它“向世界表明‘我们是谁’,并通过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表现出来。”然而,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共享一种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这种看法只是界定“文化身份”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一文化身份观念曾经深深根植于早期黑人作家的文学创作历程,也因为它着力强调文化身份的共有性、统一性与内在性而“在彻底重构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后殖民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除却上述作为主流观点的第一种文化身份的思维方式,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众多批评家将目光转向文化身份所蕴含的深刻而重要的差异之处,致力于挖掘掩盖在多样性之下的异质性,从而进一步提出动态定位并建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也正是对于“文化身份”的第二种思维方式。在第二种意义上,除了许多稳定不变的共同点外,“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既然文化身份不是既定不变的事物,而是逐渐“变成”的,那么这其中必然“渗透着区域性、时间性以及历史与文化”的因素,总是由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作用”而不断变化着。文化身份也就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的含义,也同时体现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积极寻求与建构自身的深层含义。也只有尝试从第二种立场出发,我们才能更加正确地理解“殖民经验”痛苦而令人难忘的性质,才能从单纯地恢复历史文化身份的框架中跳脱,重新发现并主动建构当下黑人的文化身份。而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正是努力寻求与重建这种发展变化着的文化身份的一种有益尝试。二、托尼·莫里森的文化身份定位托尼·莫里森1931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附近的一个小城。父亲是蓝领工人,母亲在白人家帮佣。她在父亲的故事、母亲的歌声与空前的经济危机中度过幼年时光,祖辈的历史变迁与黑人区的日日夜夜唤醒了她与生俱来的黑人体验和思考。194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专为黑人开设的霍华德大学,攻读英语和古典文学。之后留校任教并同时担任多家刊物的高级编辑,成功跻身于美国文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之列。莫里森作为“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少数族裔”,从她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分裂的感知”或“双重的视界”之中。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她虽拥有两种文化背景,却又游离于两者之外,只能“居住在一个文化间的世界,于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我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身份总是以不同方式被呈现出来,它广泛涉及到个体被设置的地位以及被给予的历史背景与言说空间。在莫里森这里,美洲大陆与非洲故土的双重滋养,白人文化与黑人传统的交融浸润,差异性文化的变迁与碰撞为她提供了一个痛苦却难得的视角,使她不可避免地兼具两种同时作用的混杂文化身份,能够深入到别人无法触及的感情与感受的宽广领域,带着一双最真的眼睛主动勾勒当代非裔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轨迹,在既尴尬又微妙的两难处境中积极发声。三、非裔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建构斯图亚特·霍尔继提出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立场之后,又进一步认为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的建构必须同时兼顾相似和连续、差异和断裂这两个向量,必须依据这两个向量之间的对话关系来理解非洲黑人文化身份的特点。霍米·巴巴认为在迁徙、散居、流亡的意义上,正是疆界变成了事物开始其“在场”的地方。霍尔这里借用“三个在场”,即非洲在场、欧洲在场与美洲新世界在场的三重隐喻的话语空间对黑人文化身份予以重新考察和确定。这种文化身份阐述方法融会在莫里森的小说创作中,具体表现为非洲主体自身主动的身份言说,以及在欧洲白人文化与美洲新世界共同影响下的他者视域中的身份言说。 (一)非洲主体自身的身份言说本是发声主体的非洲,由于长期奴隶制统治的历史而转化为一个群体被压抑的场所,失去了直接与统治者抗争或正面表达声音的权利。所幸的是,世代相传的非洲根文化深埋在历史的演进中,勇敢地将枝蔓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们总是或隐或显,或强或弱地按照自身特有的方式传承并延续下来。由于外在条件限制无权直接发声的非洲家园,往往通过姓名继承、家族传说以及音乐艺术等古老方式言说自己的文化身份,与外界碰撞交流。就个体成员的文化身份而言,“姓名”在莫里森的小说中成为昭示非洲在场的一种隐喻被固定下来。《最蓝的眼睛》中被严重异化的佩科拉之母波莉,曾因脚伤导致轻微的跛足。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她明白了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为什么在众多的孩子中只有她一人没有绰号。”仅仅因为“没有人会对她做过的可笑的事情说几句笑话”,她便无法像兄弟姐妹那样拥有类似于“小鸡”和“馅饼”这样可爱的昵称,进而使她一直无法摆脱“在任何地方都不自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宿感”的身份失落感。对于已经成年的波莉来说,始于幼年时期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因为她自身昵称的永久缺失这一事实而在现实中得到反面强化,使她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维持并巩固由确定的身份带来的心理安全感,更无法保证个性的稳定与心灵的健康。“如果你来自非洲,失去了自己的名字,麻烦就大了,因为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家庭,你的部族。”莫里森笔下第一位黑人男性主人公奶娃的成长史即为这一观点的生动注脚。姓氏是一种具有神圣色彩的历史烙印,自古被视为区分家族或族群的首要标志。然而《所罗门之歌》中奶娃祖父的姓氏却是由“一个喝醉的北方佬在一种没有任何思考的情况下随便一挥而就的。”北方佬误将奶娃祖父已故的状况登记在自由民表格的姓名一栏,结果奶娃家族便得到“戴德·麦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姓氏。莫里森将小说情节发展与奶娃重拾家族身份的主题关联起来,使其成为贯穿作品始终一明一暗的两条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讲,真实姓名的缺失正是黑人被贩卖到美洲成为奴隶,被迫割裂与自身历史文化联系的沉重隐喻。姓名这一能指符号由此成为张扬黑人文化身份的不可替代之物,姓名的拥有也成为证明非洲文化身份在场的首要标识。姓名是一个点,家族是一条线。由姓名确认进一步凝聚起来的是无数关于非洲家族故事的遐想与流传。黑人民族一向重视种族血脉,家族文化正是构成这支血脉的无数微小细胞。“如果一个人不能清楚地追溯自己的家谱,就如同没有身份证一样。”《所罗门之歌》开篇题词“父亲们可以翱翔,而孩子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姓名”便再次印证了飞翔传说对奶娃家族的特殊意义。奶娃在一次南方寻宝途中偶然解开了古老家族关于黑人飞翔的神秘传说。从南方孩子口中广为传唱的“飞人”歌谣到祖父为逃避奴役命运当空翱翔这一颇具传奇色彩的家族故事,直至小说最后奶娃领悟到姑姑自由无羁的飞翔精神的真谛,最终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宿和精神家园,重获自我心灵的解脱与再生。这一漫长而曲折历程的实现淋漓尽致地再现了非洲家族文化深厚的精神气质和他们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莫里森想借奶娃之口告诉我们,黑人奴隶只有紧紧把握非洲大陆特有的本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