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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拓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空前的文化交流中,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正是耶稣会士以“学术传教”的手段,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输入中国,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正是耶稣会士通过信函和译介儒家典籍等途径,把悠久的中国文化传入欧洲,使欧洲呈现了“中国热”,推动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李约瑟说:“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耶稣会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互摄互融,对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就拉丁文明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其明显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质。

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肇始于1582年利玛窦来华,中断于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颁布解散耶稣会通论,时间长达两个世纪,是拉丁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2],是中华文明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它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滞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文化的吸纳,也异于魏晋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分伯仲的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的借鉴。这一次中国文化面对的是水平超越自己的拉丁文化。因此,东西文化甫经碰撞,反差强烈,给中国社会与中华文化系统带来的震撼程度远远超过昔日。16世纪以前,中西文化鲜有正面的接触,其交流是通过游牧民族或阿拉伯人进行的,而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则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有姓名可考者,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467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920人。来华耶稣会士,且大都聪明特达,博学多才。时人称利玛窦为“西儒”,艾儒略则在闽中被称为“西来孔子”,邓玉函为伽俐略挚友、灵采研究院第7名院士,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学。而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罗雅各、穆尼阁、汤若望与南怀仁,均以他们来华后的卓著成就证明了自身的才华。故徐光启就赞扬他们说:“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3]

耶稣会士不仅是“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肇始者,而且以耶稣会士为媒介的这次中西文化的交流,已从欧洲人对中国器物文化层面的向慕,深入到思想和精神领域如何调适与会通这两种异质文化,最后升华到政治文化制度层面的互摄与仿效的程度。这是因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和平的条件下展开的双向交流。耶稣会士来华虽有西方殖民者扩张的背景,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并无直接的联系。耶稣会士是以个人或小群体的方式来华传教,鲜有为某个国家所控制、实现其扩大在华权益的史实。而当时的中国虽已步入封建社会晚期,但综合国力依然较为强大,西方势力根本无力入侵中国,更遑论武力征服中国。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袤、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国家统一、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相对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惟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

与此同时,在源远流长、璀灿精深的中华文明面前,他们更深感必须摒弃流行的“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的传教策略。如,利玛窦就认识到:“到中国传教,决不是强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他人类武力所能奏效的。”“传教必是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随之。”[4]故而提出了与武力传教相悖、与和平传教路线相适应的“学术传教”策略,其核心是:“在政治上要拥护贵族统治(中国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利玛窦率先垂范,习中文、衣儒服,其所撰《天主实义》中开始融汇中西思想文化,开启了“适应儒家”的风尚。此后艾儒略、孙璋、白晋、赫苍璧、马诺瑟等会士在这方面亦有建树。

正是在利氏“学术传教”策略的指导下,来华耶稣会士在拉丁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才得以在和平的方式下展开。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不仅是在和平方式下进行的,而且是平等的双向交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一再表白,“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而不为交战,作乱而来”。正是基于这种前提条件,交流的各方自觉或不自觉地寻觅两种异质文化中的一致性与互补性。所以耶稣会士才会在把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一批儒家典籍及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欧洲,充当起中西文化双向传播的角色,客观上拉于了世界近代史上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互摄互融的序幕。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规模,不可小视,除零星输入的西方图书不计外,数量较大的则有三次。1620年,金尼阁来华,随身携带有教皇保罗所赠图书7,000余部;1651年,汤若望赴华时,携带的个人藏书达3,000余卷;1687年,白晋、张诚来华时带来图书达30余箱。这些图书种类繁多,大部分为科技书籍。金尼阁就说:“余迄今所获者,无论就数量而言,就学术门类之多,就装璜之富丽而言,在耶稣会士中尚无足以与之颉颃者。

以学科之门类而言,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搜集医学、法学、音乐书亦复甚多,而今所已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5]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耶稣会士是西书中泽的肇始者,根据梁启超所列《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统计,67名来华耶稣会士著述320余种,利玛窦、汤若望、罗雅云、南怀仁、庞迪我、熊三拔、邓玉函、艾儒略等译著了120余种科学著作,其中仅前4人的译著就多达70余部。[6]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作为“西学东渐”的媒介,耶稣会士传播西学之功不可埋没。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就其输入中国文化的型式而言,大体有三种:一是耶稣会士带回欧洲的中国书籍。1651年,卫匡国会士返回欧洲,将其在华花了8年时间悉心搜集的中国书籍及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资料带回欧洲。1682年,柏应理抵达罗马时随身带回400多册中国书籍。1694年,白晋回法国时,将其携带的300多卷中国书籍赠给法国路易十四。

法国傅尔蒙皇家文库所藏的几千卷有关中国的图书,是马著瑟会士在华广泛收集、寄回法国的。其二是中国文献的翻译。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方卫济来华后,研习中文,致力于中国儒学典籍与历史文献的翻译。随着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相续被译成拉丁文,中国儒家思想也因此在欧洲广为传播。其三是耶稣会士撰写的介绍中国概况的著述。耶稣会士在华期间,撰著了众多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是这批著作中的代表作。该书第一次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文明,对研究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利玛窦中国札记》与《马可·波罗行记》,均为古代欧洲人通过亲身经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古代名著。但《马可·波罗行记》侧重介绍的是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利玛窦中国札记》则主要传播的是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

欧洲人真正触摸到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的核心肇始于《利玛窦中国札记》,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欧洲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中国文化的西传,对当时席卷欧洲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诚如马克思说:启蒙思想家“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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